互动科普

作为美国早期主要传染病事件之一，它劫掠了美国早期首都，给整座城市以至整个国家都带来了深远影响。

当今美国，流行病迅速席卷社区大部分地区的例子是少之又少了。但在二十世纪以前，肆意蹂躏通常不知其所以然的人们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事件除了造成人类悲剧外，还对整个国家有着持久的政治影响。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出现于1793年，那一年美国最早的一次黄热病大流行袭击了当时的首都费城。

费城当时是美国最大的、也是最世界化的城市。但杰出与繁荣并没有提供应有的庇护，在春秋两季，大约其人口的十分之一，即5千人死于此疫。

瘟疫在从一场发生于圣多明哥(现称海地)的血腥的奴隶叛乱中逃离出来的法国难民在与费城南部接壤的特拉华河岸登陆后就迅速地发作了。除了战争的消息，难民们还传递着在西印度群岛毁灭了几个岛屿的神秘的瘟热的传说。七月，同样的瘟病在费城爆发。

第一批倒下的是生活在特拉华沿岸的工薪阶层。他们出现高烧、出血、眼睛与皮肤变黄等症状，并伴随有黑色呕吐物。许多人在染病后的几天内死于内出血。

这些早期受害者可能由于其位置(既包括地理位置也包括社会地位)处于城市边缘的原因，医疗机构并未引起注意。然而到了8月19日，一位叫做Benjamin Rush的杰出外科医生发现了几个相似的病例，他认为病人得的是“胆汁过多黄热病”。当时年龄已近五十的Rush以前在其学徒生涯中曾遇见过这种疾病。他当即提出了一场瘟疫迫在眉睫，预防与医治措施应立即实施的警告。

Rush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与一所权威学院，即费城内科医学院的奠基者。除了作为一位慈善家与教师闻名于世，他还是众人皆知的爱国者与“独立宣言”的签名者。另外，他具有无穷的精力与刚硬的性格。

在Rush的催促之下，费城市长Matthew Clarkson要求内科医学院介绍预防该病的公共卫生措施。8月26日，由Rush起草的报告得以发行。依据当时盛行的该病是接触性传染并由腐烂物质蒸汽传播的理论，医学院告诫人们避免接触患此病的人，透过用樟脑或醋浸过的布来进行呼吸，通过火药燃烧净化空气等方法来预防瘟疫。该报告还建议为那些由于过于贫困而不能负担大多数人都愿意的家庭照顾费用的病人建立一所医院。为避免使市民再陷恐慌之中，学院还号召已频繁地敲响以宣告城市中有许多葬礼进行的教堂钟声安静下来。

现在知道黄热病是通过埃及伊蚊中的雌性蚊子传染的病毒性疾病。显然，费城的麻烦来源于与从圣多明哥来的难民一起进入美国的携带有病毒的埃及伊蚊。在感染过的蚊子传播病毒给人们之后，未感染过的埃及伊蚊从患者的血液中吸取病毒因子进而把它注入新的受害者体内。

然而，在18世纪当时的科学水平下，黄热病通过空气传播这一说法是合情合理的。内科医生们对微生物与疾病的传播一无所知，直到1900年，Walter Reed与他的同事才证实了最初由古巴内科医生Carlos Finlay提出的黄热病是由蚊子传递给人类的说法。因此许多医生(包括Rush在内)始终坚持疾病是由空气中的杂质，尤其是是从腐烂蔬菜物质中散发出来的蒸汽引起的中世纪理论。

环境导致疾病理论的支持者们在费城有诸多担忧之事。这座城市缺乏污水系统，户外厕所与工业废料污染了水源。从制革厂、酒厂、肥皂制造厂以及其他工业场所释放出来的有毒烟雾弥漫在空气中。动物死尸躺在特拉华河河畔和公共街道，尤其是在沿着High Street(现称Market Street)的市场上缓慢地腐烂。Rush自己则把病因归根于一船从西印度群岛运来但因在半路变质而被抛弃在码头任其腐烂的咖啡所发出的蒸汽上。在他的催促之下，Clarkson市长重新颁布了该市未实施的一周两次清理垃圾的法令，并命令对整座城市的街道与市场进行一次大扫除。

其他医生(特别是William Currice)确信是从圣多明哥来的染病的难民带来了瘟疫并通过身体接触广为传播。那些内科医生要求改善检疫制度。市长试图通过命令把新到的乘客与货物单独隔离两三个星期这一做法来采纳该建议。但在瘟疫流行的大部分时期内，城市缺乏实施此命令的能力。甚至Currie也认为那个夏天非常干燥的天气与腐烂物质的蒸汽通过破坏城市的“氧气或纯净空气”的方式诱发了这场瘟疫。

恐慌开始

在通信中Rush估计仅在8月死去的就有325人之多。留下来的居民，其中大部分为穷人，听从了医学院的建议并应用其他方法来保护自己。他们用樟脑袋或柏油浇过的绳子围在脖子上。往口袋和鞋子里塞人大蒜，用醋浇自己、在起居室里开枪射击并在大街上燃起大火。

很快人们就在大街上遗弃他们垂死的配偶。饥饿并受到惊吓的孩子们在城市中游逛，他们的父母均死于瘟疫。HighStreet市场空无一人，其他商业活动也关门大吉。教堂与贵格会教徒的祈祷会会堂也失去了其会众。宾夕法尼亚州州长Thomas Mifflin在9月6日离去了，把这危机交给市长Clarkson处理。在Mifflin离去之后一周之内，几乎所有的政府要员均逃之天天，经济已崩溃了。

Clarkson在人们大量的外逃之前或之后最优先考虑的事是给那些患病者提供照顾，尽管这一选择受到人们对接触传染的恐惧的限制。到8月下旬，许多公共机构，其中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州医院，城市救济院以及贵格会教徒救济院都为了保护现有病人而停止接收黄热病患者了。针对这一情况，市救济局(Overseers and Guardian softhePoor，一城市机构)试图把位于城镇郊区的John Rickett马戏场改造为一个医院。但激愤的附近居民威胁说要把该建筑付之一炬。8月31日，该机构把目光转向布什·希尔，一座恰好一年前被副总统Adams与其妻子租下但未住人的建筑。布什·希尔离镇中心一英里，太偏僻所以无人反对，但对被围困着的医生而言又太远以至于不能时常登门会诊。

这一匆忙拼凑起来的医院的条件最初是难以名状的。正如—位观察者写下的，“它展示了人类曾经经历过的最悲惨的一幕。一群放荡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护士与工作人员争抢为患者准备的口粮与盖被，而患者几乎得不到任何照顾。垂死的人与死尸毫不区分地混杂在一起，粪便与其他病人的排泄物留在想象中最为讨厌恶心的状态。”

9月10日，Clarkson市长呼吁自愿者组织一支照料患者的队伍作为对医院与城市困难的反应。当时大约有12个人连续工作46天以准备必需的安排。他们到处借钱、购买穷人需要的医疗用品与其他东西,为一个孤儿院租借了一个住所并招聘了一批员工，他们还逐门逐户地查看死尸与垂死之人，解救那些变成孤儿的孩子。在大多数医生认为这种疾病能轻易地通过呼吸空气或个人接触传染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多么难以想象与勇敢的行为呀！他们中有3人最终死于此病。许多非洲裔美国人同样也冒了生命危险。在市长发出呼吁以前不久，Rush已向城市中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发出协助护理的请求。该社区2,500人中大部分均为自由人(尽管生活在贫困之中)，因为宾夕法尼亚州正在逐步废除奴隶制。六年以前，社区的两位领导,Absalom Jones与Richard Allen就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由黑人组织的自助性质的“自由非洲协会”。Rush作为一个毫无保留的废奴主义者与这两个人均有密切联系，并是这个团体的坚定支持者。从他所看过的报道中，Rush认为黑人对黄热病具有免疫功能，他们正是帮助病人的最佳人选。（最后事实证明他错了。在瘟疫中死去的非洲裔美国人超过300人，接近其他种族的死亡比例。）

该团体答应提供劳工。Jones、Allen与团体另一成员William Gray一起组织了护士招聘与分派到各个家庭的工作。团体成员还运送患者去医院并负责掩埋死者。在团体的要求下，市长还释放了沃纳特街监狱的黑人囚犯并让他们在“传染病医院”工作。

9月18日，Rush在给他的妻子(已与他们的孩子一起离开了费城)一封信中写道:“一旦孩子被传染，他们的父母就丢下了他们。在你进人的每一间屋内，除了在病人旁边的男性或女性黑人外，你看不见其他任何人。许多人在他们的父母抱怨头痛时就把他们丢到了大街上。

当从黑人团体中招募而来的护士开始照料城市的患者时，两位特殊的市长委员会成员Stephen Girard与Peter Helm接管了布什希尔。当时默默无闻的商人Girard是一个法国移民，他后来因充当1812年战争的筹款人以及建立Girard银行和为孤儿设立的Girard学院而闻名。Helm则是一位具有德国血统的制桶工人。

Girard接受了运作该设施内部事务的责任，而Helm则负责外部事务与外屋管理。他们每天都在那儿尽心尽责，直到年末瘟疫最终消逝。Girard使医院井井有条，干净整洁，并确保病人得到细心照顾。Helm则修复了向该设施供水的供水装置，制造棺材以及扩大医院空间，并且监督病人的接待工作。这种接待包括把等候床位的病人安置在地面下的洞穴中，以使他们远离蒸汽。

Girard在西印度群岛从商期间便对黄热病非常的熟悉。他说服了市长委员会聘用一位来自圣多明哥的难民医生Jean Devze。Devze在法国军队服役时曾治疗过这种疾病，在当时条件下，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他提倡所谓的法国治疗方法，即采用包括临床休息、保持干净、使用酒以及用金鸡纳(树)皮治疗在内的治疗方法。金鸡纳树皮是用来制造奎宁的，现在用以治疗疟疾，而不是黄热病。在布什希尔，Girard大方地从他自己的酒窖内提供酒源。

治疗上的争论

但是，美国内科医生强烈反对Devze的任用，四个医生并因此而辞职。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可能失去在布什希尔的医疗权威地位，另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们受训于完全不同于法国传统的苏格兰与英国医学传统。事实上，Devze站在了Rush及其支持者的对立面上，由此产生了究竟哪个是最佳疗法的激烈争论。

与传统学说相符的是，Rush与许多同时代的人认为身体包括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黑胆汁以及黄胆汁)。而且他们试图通过重建身体平衡的方法来医治绝大多数病症。这些方法包括让病人服轻泻剂、催吐剂(使其呕吐)、抽血以及发汗等。

从很早开始，Rush就确信这些治疗方法的结合就能治愈疾病。他尤其偏向于把放血同服用一种由甘汞和药喇叭组成的汞基混合物结合起来的方法。在1794年关于瘟疫的报告中他写道：“9月初，在频繁但少量的放血与一次性大量放血之间，我更倾向于前者。但随着瘟疫的日趋严重与后来的消退，我并未察觉一次失血一品脱甚至20盎司所造成的不便。5天之中，我从许多人体内抽取了70至80盎司的血液，对一小部分人来说，甚至更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Rush日益变得教条主义了。他声称他并未失去放血7次甚至更多次的病人。他还通过私人信件或给编辑们的书信掀起一场紧张的争论，督促医生们不要闲置放血针。他在信中尖锐地指责那些只会口头赞誉静脉放血术而在实际操作中比他还拘谨的内科医生。他公开强烈抨击Devze以及其他一些认为激进的放血非常危险的医生。

当Rush的治疗方法越来越激进时，他的医学同事们开始放弃他们对他的信仰，但一些杰出的宾夕法尼亚州市民仍经常求助于Rush。Rush的良师益友，虽已七十一岁高龄但仍是费城医学领袖的John Redman接受了Rush的治疗并得以康复。Caspar Wistar，一位受人尊敬的解剖学教授也得以恢复。在Rush周围人中，他的三个徒弟死去，他的妹妹也未能幸免于难。Rush本人与另两个徒弟也染上了瘟疫，但在采用他的医疗方法后得以幸存。

历史学家们知道无论是Rush的方法或是Devze的治疗均无法治愈病人。无论是否采取措施，黄热病总要导致一些人死亡，但又会放过一些人，这个过程是变幻莫测的。与大多数病毒性疾病一样，直至今天它仍然难以得到彻底根治。疗法主要是使患者舒服、防止其脱水等。Devze的温和疗法肯定比Rush的方法对病人造成的伤害小得多，可以帮助病人保持足够强健以抵抗病毒。但依据Rush的决定来评价其人是不公平的。他的治疗方案只不过是以当今医学原理为基础的传统疗法的激进形式而已。

在严寒冻死了蚊子之后，瘟疫在11月自行消逝了。由于该市未保留准确的医疗卫生资料，所以确切死亡人数就不得而知了。通过统计城中墓地里新出现的坟墓与检查教堂记录及其他信息来源，考究这场瘟疫的官方历史学家Mathew Carey报告说在整个人口为45,000的情况下，死亡人数4,041人。然而实际数目肯定要髙一些。在瘟疫结束几个月后发表的一篇报告中，甚至Carey也认为数目应在5,000人以上。

在留下来的内科医生中，有10位为此奉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总的说来，至少20,000人逃离了该市，许多人最终受到检疫隔离或在出城道路沿线受到惊吓的人群嘲笑。

在费城以后又发生了几次黄热病，时间分别为1797、1798、1799、1802、1803与1805年，瘟疫也在不同时间袭击了美国其他几个地方,尤其是埃及伊蚊比较普遍的南方地区。最后一次重大的黄热病爆发于1905年，在新奥尔良发生。

对Rush而言,1793年瘟疫既代表其职业生涯中的最髙峰也代表了最低点。在瘟疫初期，他对患者的奉献使其成为一个广受欢迎英雄，据说他一天要看120个病人.但他过于自信了，他不能忍受替代疗法也不能接受批评。通过使医学团体政治化，他成为了其它医生采用更为开明进步疗法不可逾越的障碍。1793年9月15日，国防部长Henry Knox在给美国总统华盛顿的信中写道：“不同的疗法总会激起很大的焦虑与不安，但Rash压制了面对他的一切。”

最终Rush制造分裂的做法与激进的疗法败坏了其声誉。察觉了其他医生对他的怠慢，瘟疫后，他愤而辞去了内科医学院的职务。他并未因此而屈服，在以后黄热病袭击费城时，他依旧献身于治疗患者，并且使用此以前更为激进的放血术。1797年，他以前忠实的学生Philip Physick在放了22次血后幸存下来，据说为此他失去了176盎司的血。

对费城而言，1793年的瘟疫使该市在第二年建立起第一个卫生部门(在全国也是最早的几个之一)。也是部分由于这次瘟疫的原因，1801年费城完成了美国大城市统只是总体治理脏乱的一部分而已。

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努力也极大地改善了费城黑人与白人的关系，而在美国其他大部分地区,种族关系正日趋紧张。在瘟疫流行期间，黑人源源不断地充当护士与死尸处理工的做法贏得了广泛的赞许。在1794年，市镇领导与一些最初持反对态度的白人牧师出于感激,决定当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建立第一批黑人拥有并管理的教堂时与他们通力合作。这些教堂(其中包括Thomas街的非洲主教会教堂与Mother Bet Kel A.M.E教堂)至今仍有活跃的集会。

广泛的影响

然而并非事事都那么顺利。历史学家Carey指责一些黑人利用混乱而自饱私囊，为其劳务收取天价并且洗掠他们所照顾的病人的家。在许多专家认为是美国最早的非洲裔美国人所发行的政治性出版物中，Jones与Allen发表了愤怒但又不失谨慎的辩驳，形象地描绘了护士们工作的恶劣环境，他们是无助的，有时甚至对他们所提供的服务拒收费用。

1793年瘟疫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费城本身。在这一事件中，一个名叫Ann Parish的贵格会女教徒建立了一个公共机构，以便帮助寡妇们使其家庭保持完整。(妇女们在工厂纺羊毛时，其他的人照看与教导她们的孩子)。她这一举措为其他后来同样遭受黄热病袭击的其他城市建立了富有革新思想的慈善事业榜样。与此同时，作为争论的结果，法国疗法在其他各地的医生中变得更为熟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讨论起激进放血法的功过得失。

沿着海岸线，各城市开始采取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包括为外国船只建立检疫站等。除此之外，一个延续到十九世纪的卫生运动也开始了。例如，各城市修建了供水与卫生系统，并更为频繁地扫除街道。

这场发生在美国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的瘟疫在政治上同样也有重要影响。在黄热病之前，首都的公众情绪均倾向于支持法国革命政府对英国、荷兰以及西班牙的宣战。一个法国政府派来争取公众支持的特使，Citizen Edmond Charles Genrt受到了费城人民热情的欢迎，但华盛顿总统则只给予冷淡的接待。

后来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的John Adams曾回忆到：“一万人日复一日地挤在街上威胁说要把华盛顿拽出其房屋，在政府中发动一场革命或强迫其站在法国革命的立场上发动一场战争以对抗英格兰。没有什么东西比黄热病更能有效地把美国从一场政府革命中解脱出来。”

医学大灾难使政治狂热销声匿迹。到瘟疫结束的时候，法国政府的暴行已传到了美国，公众又倾向于反对法国从而都愿站在中立地位上了。

在又出现许多次后，到十九世纪后期，黄热病终于慢慢地在美国平息下来了。然而它继续威胁一些热带地区，尤其是南美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在美国，黄热病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疫苗被引进很早之前就消退了。(疫苗供士兵与旅行者使用；可不幸的是，对于那些居住在最易染病地区的人们来说，它实在是太贵了。)检疫措施与市政供水通过减少蚊子繁殖地区这一功能在结束美国黄热病流行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其他因素，例如改善卫生，也一定起了很大作用。在十九世纪，许多由于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均呈大幅度下降趋势。

在热带地区，病毒在猴子身上找到了一个天然藏身之所，不能通过摧毁其寄主而消灭该病毒。科学家们可最终通过用改变了基因的不能传播疾病的蚊子来替代当地蚊子的方法来控制疾病。但这一目标还远不能实现。与此同时，黄热病在美国处于一种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状态，尤其是在最南端，在那儿大量的埃及伊蚊随处可见。

即使有了现代科技与疫苗，这样一场瘟疫还是能迅速地扩散开来。一旦爆发，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就需要时间对可能染病的人们进行免疫注射，建立有效的检疫与灭蚊措施。美国医学会已预测一场在大城市爆发的黄热病(如在新奥尔良)可能导致100，000个病例，并且其中至少10，000人不能幸免于难。

该学会还预测一些未知的病毒也可能成为对健康的重大威胁。(导致艾滋病的HIV病毒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引发了重大传染病的一度不引人注目的例子。)该学会进而督促政府采用更好的方法来鉴别传染病新一轮的爆发，以便能尽早制止其恶化。在1793年费城黄热病大劫难中有深切体验的Benjamin Rush与他的医学同事们一定会坚决赞成这一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