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T·柯克船长刚从阿尔法177号行星发来信号,该行星上的磁异常已使运输船发生故障,并把柯克船长分裂成两个人。一个是冷静理性的,另一个是冲动乖张的。那位理性的柯克船长必须做出一项指挥上的决断以拯救他的机组,但他却被自己的优柔寡断弄得一筹莫展,对着麦考伊博士叫苦连天:“没有他我无法活下去。但我不想带着他回来。他简直就是一头野兽,没有头脑、残忍无情的野兽。可他恰恰就是我自己呀!”
电影《星际旅行》的几乎每一个片段都演绎着这样的理性与直觉的心理交锋,剧中人是极度理性的斯波克先生、极度感情用事的麦考伊博士以及几乎将二者天衣无缝地合为一体的柯克船长。因此我把理智与直觉的这种关系称为柯克船长定则:理智由直觉驱动,直觉由理性引导。
对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直觉是为理性生活所不喜的东西,是潜藏在我们内部的敌人。然而,现在一个新兴的科学领域却对柯克船长定则给予了有力的支持。霍普学院的精神病学家G. Myers在其新著《直觉的力量及问题》 (耶鲁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对该领域作了极为出色的概述。我承认我最初看到这本书时对它也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Myers通过众多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的实验证明直觉——“人们不靠观测和推理而直接获得知识及灵感的能力”——同逻辑分析一样都是构成人类思维的要素。
例如,哈佛大学的Nalini Ambady和Robert Rosenthal发现,观看一段仅仅30秒长的教师录像的学生对该教师的评价,同那些听该教师上课的学生的评价竟在很大程度上不谋而合。即使前一批学生只观看3段两秒长的教师录像剪辑,他们对该教师的评价与后者的评价之间的相关性也高达令人吃惊的0.72。
各项研究一致证明,所谓“非注意力刺激”能够对我们产生十分微妙的影响。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Moshe Bar和Irving Biederman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把一些正面的图片(小猫咪、浪漫恋人)和负面的图片(狼人、尸体)放给受试者看,但只看47毫秒,随后立即换成人物的幻灯片。虽然受试者说他们在观看最初那些影响情绪的图片时只见亮光一闪,什么也没看清,但他们仍然对照片与前面的正面图片有关联的人给予了较积极的评价——显然他们的头脑中的确留下了某些印象。
直觉并非阈下意识;直觉其实是一种微妙的知觉和认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象棋高手常常凭直觉“知道”该走哪一步,尽管他们可能无法明确地说出他们是如何知道的。有人具有识别“霎那间”的面部表情的非凡本领,这些人在鉴别是否说谎方面比他人更有把握。在考察大学生、精神病医生、测谎器专家、法官、警官及特工等各类人识别谎言的本领时,只有特工——他们经过专业训练,能察觉微妙的线索——表现出了不是瞎猜的识别水平。我们大多数人并不善于识别谎言,因为我们在判断他人是否说谎时过分注重听其言语而不是察其动作。有的人大脑受损后便不容易集中精力听别人讲话(例如失语症中风患者),但这些人往往能更准确地识别谎话。实验表明,只凭面部表情变化这一线索,他们识别说谎者的正确率可以达到73%(未患失语症的受试者接受识别谎言的测试时只是在瞎猜)。
我们的大脑甚至有可能已经有了适合直觉思维的硬件:额叶和杏仁体(恐惧中心)受损将使我们难以理解人际关系或察觉欺诈(特别是在社会契约中),即使我们在其他方面的认知功能完全正常由于直觉思维会带来不少问题(Myers也指出了这一点),因此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对直觉往往敬而远之。但是我们最好还是记住柯克船长定则——理智与直觉是互补性而非矛盾性的关系。没有理性,直觉会驱使我们不加实证地陷入情感的泥潭。而没有直觉,我们就要冒着无法解决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道德困境的风险。正如麦考伊博士对柯克所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有隐藏的一面——我们需要它!它是我们的另一半。它并非丑陋,而是人性。你的指挥能力多半来源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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