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蒙古的戈壁沙漠埋藏着迄今所发现的最丰富的恐龙残骸组合。古生物学家正在揭示更多关于该地区的历史。

中亚的戈壁沙漠是地球上荒凉的地方。数百万平方英亩的沙丘、侵蚀的崎岖地和锯齿形山脉交替地受到高纬度夏季日光的灼晒和冬季西伯利亚寒风的冰冻。这不是一个勿需准备就可进行探索的地方：横跨零星散布着绿洲的浩瀚的无人区需要如同攀登喜马拉雅山峰或横越南极洲大陆那样周密的计划。只有极少数的地图和现代卫星导航技术可有限地帮助旅行者试图在车辙深陷、纵横交错的道路间觅路，这些蜿蜒曲折的道路尤如与其相连接的游牧民定居点一样无法预测。即使是现代化的探险，也要冒缺少水、燃料和食物的危险。迷路不仅会使探险告吹，还是一件极危险的事。

戈壁对于古生物学家来说却是一片乐土。它的侵蚀地层露出了迄今已知只有由少量分敢骨骸经煞费苦心的组合才能得到的近于完整的生物骨架。我们的探险是由蒙古科学院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联合资助，已挖掘出了保存得前所未有的完美的恐龙、蜥蜴和小型哺乳动物。有时新露出的骨架更像现代尸体的残骸，而不像是8000万年前的化石。在形状方面与古生物学家通常在其它地方发现的碎片颌骨、牙齿和孤立的骨头等“部件”相比，我们发现的骨架和颅骨常常是完整的或近于完整的。

没有人知道化石为什么在沙漠中能如此完好地保存。在标本丰富的其它地区，如后来形成落基山脉的地区，小溪或河流将动物残骸带到了化石地点，却在途中弄乱这些化石。可是在戈壁的白垩纪晚期环境很可能与现在的差不多：沙丘和悬崖的开阔谷地，只有小的、季节性湖泊或溪流进行稀少的灌水。事实上，在岩石剖面中可现察到该地古沙丘的迹象。

很明显，动物死后在食腐动物或风雨有更多的时间来临之前就很快地被掩埋。白垩纪岩石分层不良的沙岩表明，猛烈的沙暴才会造成这些沉积。位于卡尔加里之加拿大地质调査所的Tomasz Jerzykiewicz及其同事已研究了中国内蒙古的化石层，发现脊椎动物化石常埋在这些岩层中。如此的风暴也许不仅掩埋了尸体，而且还能杀死动物。埋葬只是在数分钟或数小时内发生的事，而它们的残骸却在约8000万年之后几乎是原状显露出来。

蒙古的史前物质财富是后来才被认识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北美西部的落基山脉地区是脊椎动古生物学家的麦加。此后在1992年，来自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学家Roy Chapman Andrews率领了一个探险队深入到戈壁的心脏地区并改变了化石世界地理学。他从未实现他最初的目标——探索中亚人类起源的化石——但一系列惊人的、更为古老的发现立即改变了这支科学考察队的兴趣。戈壁是拥有恐龙、哺乳动物和其它脊椎动物的罕见的宝库，甚至今天仍不失其魅力。

Andrews在一篇显赫的文章中以《中亚的新征服》为题将他的5次探险载入了史册。这种浪漫和刺激的事业预示着电影角色印第安那琼斯的功绩。在途中，探险队员受到茫茫沙丘、猛烈沙暴和血腥抢匪的挑战。Andrews的骆驼和道奇牌汽车车队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噩梦，很像传说中的蒙古沙虫那样穿越了月球表面似的戈壁。

科学考察史上一项最重要的发现正是出自如此艰难的处境中。1922年第一个野外考察季节之末，这支探险队在古尔班赛汗山脉以北的一个空旷平原上偏离了路线。因为迷路，Andrews万般无奈地命令队伍停在一个蒙古包附近，当Andrews从驻扎在蒙古包里的边防士兵处探问方向时，探险队的摄影师J. B. Shackleford漫不经心地向平地边沿一道其貌不扬的石崖走去。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在他眼前里现出了红色悬崖、锥形体以及化石。

不到十分钟，他就剥离了迄今所知的第一个原角龙（Protoceratops)的颅骨，一种鹦鹉嘴、盾形头的恐龙。此后它成了中亚白垩纪后期的参考化石。这个温暖下午的其余时间里，队员们发现了更多的骨骸和一枚小的蛋，他们将它误认为是鸟蛋。次年夏天他们故地重游，又发现了大量的恐龙、古哺乳动物和其它脊椎动物以及已知的第一个恐龙蛋群。他们的发现，特别是这些恐龙蛋，成了从纽约到新喀里多尼亚所有报上的头版新闻。Andrews将这个地方命名为“火焰悬崖”，是受夕阳映照在沙岩悬崖上显示出非常壮观的桔红色光辉的启迪。

三十年代初，由于蒙古的政治变革，Andrews放弃了他的探险。戈壁在60多年中对西方关门，使苏联集团的科学家扩展了Andrews开创的研究。在1946-1949年之间，俄国-蒙古的联合探险队穿越了内梅戈特盆地，一个有惊人的沙漠景色的地方，因它地处偏远使得Andrews望而止步。他们揭开了这个富藏白垩纪和新生代化石的崎岖地。

1963-1971年，现在挪威奥斯陆大学古生物博物馆的世界著名哺乳动物化石专家Zofia Kielan Jaworowska率领了一个技术精湛、精力旺盛的波兰-蒙古队到达内梅戈特和其它地方。她和她的同事发表了一系列经典的科学专题论文，并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展示了恐龙和其它脊椎动物化石。从六十年代起，蒙古的古生物学家单独或与苏联（现在的俄罗斯）科学家合作开展了广泛的野外作业。

1990年蒙古的政治体制政革以后，西方人重返这个国家。那年夏天，蒙古科学院的同行邀请我们去作调査，这为随后几年四个以上雄心勃勃的探险队铺平道路。日本、德国和其它美国考古工作者也开始了野外作业项目。不久蒙古可能要让蜂拥而至的骨骸搜寻者踏平了，不过我们同时感到幸运的是，我们成了第一批恢复Andrews开创的冒险事业的西方人。

戈壁与其它地方相比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自Andrews时代以来，更容易获得化石的地区已增多。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西部搜索恐龙的光辉日子里，探索者遇到了许多河谷和峡谷，在那里骨骸如同荒芜战场上被遗弃的尸体一样。可是今天，许多主要的恐龙搜索基地几近枯竭，于是现代古生物学家又羡慕地回顾那些漫游过这片处女地的先行者们。

在过去的70年中，相比之下蒙古的探险活动累计起来不如美洲的多。即使在Andrews等人精心采掘过的地点，侵蚀仍然在暴露出大量化石。此外，戈壁的极端困难和未经探察的原始状况，使古生物学家撞上完全未勘察过的崎岖地化石囊的机会增多。

1993年初，我们的野外考察队与蒙古同行、蒙古科学院的Demberelyin Dashzeveg在叫做吉尔伯特乌尔的一个锯齿形山麓附近，即内梅戈特谷地北边一组不起眼的红棕色砂岩进行了采掘。Dashzeveg说，先前的探险者在他们匆匆到达内梅戈特谷地西部有重大发现的崎岖地时，却忽视了这一地区。我们到达该地区，沿一古河床拼搏了数英里，并在沉重的油罐车和拖车陷入沙堆的地方建立了宿营地。

翌日晨，我们开始勘察离营地最近的山丘和冲沟。数小时后就已査明，我们碰到了恐龙时代以来所发现的最丰富的化石集中地之一。在不足两公里宽的一个盆地，我们在一些缓坡上发现了几十处风化的恐龙骨架和蛋巢地址。与恐龙化石混杂在一起的还有大量的小型脊椎动物——蜥蜴和哺乳动物——这些也是白垩纪古生态系的关键成员。

这个大化石囊地址的当地名叫乌克汗图尔古德（褐色的沙丘）。它那天然圆形露天剧场藏有约100具容易看到的恐龙骨架，其中许多几乎保持着原状。在过去的两个野外作业季节里，我们已选出了最理想的标本，其中有25具兽足恐龙的骨架。这一群活泼的肉食动物包括从巨大的霸王龙（Tyrannasaurus）和跃龙（Allosaurus）、象Velociraptor（电影“侏罗纪公园”中讨厌的捕食者）那样的快速跑动的快跑龙（dromaeoraure)到较小的鸟一样的生物，如食卵龙（oviraptorids）。我们还搜集到空前丰富的小脊椎动物：200多具哺乳动物的颅骨，许多与它们的骨架相连接，还有更大数量的蜥蜴颅骨和骨架。

如同我们的许多标本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在中亚白垩纪陆地上生命的繁荣不局限于恐龙。8000万年前的戈壁中生存有许多种类的蜥蜴、鳄鱼和哺乳动物。我们所发现的标本代表30多种蜥蜴，有的保存极为完好并显示出解剖学上的待征，这对主要蜥蜴家系间的亲缘关系提供了一些线索。

或许其中最蔚为壮观的是Estesia。1990年的一个早上我们在勒察一块垂直的砂岩板块时，发现上面半嵌着一个精致的18英寸长的颅骨，上面带着刀刃齿，好像一座浮雕。当时我们认为它属于一种小型肉食恐龙，但后来的研究表明，这种颅骨是一种全新的大型捕食性蜥蜴，极类似于今天还存在的小茂田（Komodo）龙。我们以已故世界上最著名的蜥埸化石权威、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Richard Estes的名字对这一物种定了名。

Estesia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动物，因此对于弄清巨蜥科蜥蜴家系树（包括小茂田族）是有意义的。该颅骨在齿的基部有一系列异常的沟，这表明Estesia将其毒液注入它的捕食对象。这种致命的武器在现存的巨蜥中并不平常，但在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毒蜥中发现过。

此后我们在其它常存在小蜥蜴、细小的哺乳动物和恐龙蛋壳的地方也发现了Estesia的碎片。现代巨蜥以贪婪和广泛的食欲而著名。因此很可能Estesia吃较小的脊椎动物、小恐龙，并可能吃恐龙蛋。

虽然白垩纪戈壁的许多地方是干燥的，但至少在少数地方和少数时间仍然有丰富的水。我们偶尔发现甲鱼化石，这通常与水生栖息地相关（甲鱼壳、骨骸和骨的碎片在北美白垩纪岩层中很丰富，大多数证据表明那里有池塘、溪流、淤泥滩和三角洲的古环境）。在内梅戈特谷地西部一个彩色崎岖地某处，在约一个浅水池大的小凹地里拥有代表两个甲鱼属的50多个个体之壳和骨骸碎片。

当扫视这些坡地和冲沟时，容易漏掉一些戈壁白垩纪的最大宝藏：哺乳动物的细小颅骨和骨架。这些化石代表中生代末期恐龙灭绝后哺乳动物大辐射的重要前奏。

大部分这些早期哺乳动物的科学信息来自北美化石，它们主要是颌的碎片和牙齿。事实上，这些北美白垩纪哺乳动物实际没有留下完整的颅骨。因此这些戈壁的收集物，包括我们的发现和早期探险者的发现，无疑代表白垩纪后期哺乳动物的世界参考收藏物。

1994年在乌克汗托尔古德一小块岩石中的发现，揭示了6个像鼩鼱一样的胎盘哺乳动物，每个只有几英寸长。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化石是由附在骨架上的完整颅骨组成，如此细小的骨骸一般在关节分离和断裂时极易损坏。这些小生物或许是在它们死后被迅速掩埋和保存下来。

我们发现了两个基本群的哺乳动物。第一群是多结节（multituber culates），古生物学家称作“multis”。它们是在齿冠上带一突起（结节）复合体、有长前切齿和臼齿的动物之奇妙组合。这些蒙古白垩纪multis对于研究这些生物与其它哺乳动物家系之间的亲缘关系提供了极好骨骸材料的累积资料。

也可将multis看作是那个时代的嗤齿动物，尽管它们事实上与现代的哺乳动物群只有很远的关系，它们像啮齿动物一样的适应性是与今天熟悉的大鼠、小鼠和松鼠趋同进化的标志。这种multis于恐龙灭绝后在整个第三纪最初几百万年得以兴旺繁殖，随后其数量逐渐减少和消失，被有相似习性的更新的种族所取代。

第二群为兽，是有袋动物和现代胎盘哺乳动物（包括从鲸到蝙蝠、土豚和人的一类）共同的祖先。这些早期兽由6种像鼩鼱一样的动物组成，它们的特征对这一群后期成员的起源提供了线索。例如三角兽属（Deltatheridium）的化石似乎介于有袋类和胎盘类之间的一系。

其它的种为更加原始时代的胎盘哺乳动物。现代的种在颌的各边至多有4颗前臼齿，但胎盘哺乳动物的某些蒙古标本，如Kennalestes属的幼龄个体至少有5颗。另一群古猬兽属（Zalambdalestes）是有趣的，因为它有兔一样的或啮齿动物一样的切齿，并有适合于跑和跳跃的骨架，这也像现在的兔。古生物学家对古猬兽属是一种早期兔的祖先或简直就是趋同进化的一例有意见分歧。

我们探险的最叹为观止的收获是迄今发掘到的保存最好的一具古猬兽颅骨。我们与得克萨斯大学的Timothy Rowe合作，用分辨力极高的计算机化层析X射线扫描仪对这种颅骨进行研究。三维X射线图像使我们能重新组合动脉、静脉乃至神经的路径。这种CT图像证实了Kielan Jaworowska先前的假说：向大脑和眼睛供血的主要通道颈动脉是沿中线而不是像大多数现代哺乳动物那样从两侧进入颅腔。

哺乳动物、蜥蜴和其它脊椎动物对于重现戈壁过去的环境和追踪进化的主线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公众眼中恐龙仍占有核心的位置。白垩纪的戈壁无疑是世界上恐龙最大的捜索基地之一。这些化石包括完整的Tarbosaurus骨架（一种与北美霸王龙有密切亲缘关系的可怕的肉食动物）到巨大的蜥脚亚目恐龙、鸭嘴恐龙、铠装甲龙、皱褶角龙亚目恐龙（如原角龙）和壮观的小肉食动物组合。像鸟一样的食卵龙和快跑龙（如Velociraptor）在戈壁成层岩中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更有代表性。

对这些残骸已引起了争论，但也得出了一些肯定的结论。例如艺术家常把Velociraptor绘成如非洲野狗那样成群捕猎，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它具有如此合作行为的能力。但是捕食者对原角龙的嗜好却不是推测。在六十年代末，一组波兰和蒙古科学家在图格鲁根的一个白色砂岩断层（距火焰悬崖西部约50英里的地方）挖掘出了古生物学史上最不寻常的一对标本。两具几乎完整的骨架，一个为原角龙属，另一个为Velociraptor，都是固定保存在垂死的搏斗状态。Velociraptor奋不顾身地用前肢抓着原角龙低下的头，并高举它后爪的刺杀钩去抵着捕食对象的肋腹。这对“战斗恐龙”可能是在一次戈壁沙暴中遇到了它们的末日。这是乌兰巴托自然历史博物馆最伟大的一件展品。

Velociraptor骨架不仅生动地表达了它们的智慧、敏捷和致命恐怖，而且对鸟与恐龙之间的进化联系也提烘了线索。Velociraptor和它的亲缘系有许多非常像鸟的特征，包括脑颅构造和细长肢和趾的形状。1993年在图格鲁根出土近于完整的Velociraptor骨架有比其它任何标本都要完整的颅骨。在细节上，颅骨的结构与现代鸟的惊人地相似。

1992年在图格鲁根的意外发现进一步增强了恐龙与鸟之间的这种假定关系。我们发现了一个精巧的骨架，除它的体积较小外，与若干年前蒙古科学家发现的相一致。这种动物大致如火鸡大小，有一个带长腿的、明显纤细的骨框架。此外，胸骨的中肋发育极好。现代鸟有强健的胸肌，它驱动与此中肋相连的拍翼下压。但是作为代替长翼骨，这种生物有粗短、结实的前肢，略像控掘鼹鼠的前肢。臂和掌的末端接着一个很大的爪。因此，对这种动物授予的学名是Mononychus，意思是“单爪”（开始的拼法为在词源学上更准确的Monoychus,但后来查知已有一种甲虫采用了这一名称）。

Mononychus是一种很奇特的生物。虽然它没有翼，但有若干特征表明，与有名的原始鸟类始祖鸟（Archaeopteryx）相比，它与现代鸟有更密切的关系。除胸骨扩大了外，这些特征包括一个对转节，在髋关节的骨盆上有一个小的作肌肉附着点的突起，股骨上的一个连续嵴作为肢肌的附着点和一个大为缩短的腓骨（即较细的下肢骨）。仔细分析Mononychus会有利于认为这种生物是现代鸟不能飞行的亲缘系的观点。

这种论点已引来了某些批评。一些专家声称，Mononychus就是一种小恐龙，它那象鸟的特征是趋同进化的产物。但是权衡这一证据并不有利于这种趋同。鸟的历史是以失去飞翔力的种（如驼鸟、几维鸟）作标志。我们的Mononychus化石未表现羽毛的证据，但只有埋葬在侏罗纪细石灰石中的始祖鸟才能奇迹般地保存下细小羽毛的痕迹。如同大多数化石一样，Mononychus不是保存在这种特殊的岩石中。

我们在许多地方检测了这种动物的残骸。新近从乌克汗托尔古德发现的几具骨架中有一具近于完整的标本，其中包括首次发现的一个保存完好的颅骨。这件化石，虽然未完全剥离，也未经实验室加工，但却表现出了细长头的证据。我们能看到的与先前的重组物大不相同，后者是以颅的部分碎片推断而得。由这具颅骨所获的信息将决定性地影响到当前关于Mononychus和恐龙鸟之间联系的争论。

在戈壁的许多地方发现了恐龙蛋和鸟蛋，这对化石记录增加了另一个范畴。有些蛋含有鸟Gobipteryx的小胚胎骨骸，而另一些保存了小恐龙胚胎的骨骸残体。有些地方，几个巢可能聚集在一个山坡上，我们推断这些巢标明了恐龙的聚居性，很象今天海鸟的群居。

在图格鲁根希雷，我们在一个比髙尔夫球场大不了多少的平地发现了混在一起的12具原角龙的骨骸。中国-加拿大队也报告在中国北部的白垩纪岩层中埋藏有这种原角龙聚集。

原角龙标本还包括几个生长阶段，这对恐龙生物学的这一大部分未知的领域提供了一个概况。典型的成年原角龙为两米长，但1994年我们队发现了一些原角龙不足90厘米。这些骨架很明显是年幼的个体或可能是新生仔。

但是当我们进行这些发现时，所呈现出的恐龙生活场面就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原角龙是该地区最常见的恐龙化石，古生物学家早就认为，在火焰悬崖和其它地方发现的许多壳和蛋集合体都属于原角龙的。这种假定的证据尚不能令人满意。收集的数百枚恐龙蛋中，没有一枚能在其中清楚地鉴别出原角龙胚胎。甚至我们新近发现的原角龙细小的颅骨也不能肯定与特定类型的蛋相联系。

乌克汗托尔古德的一处新发现表明，这种假设可能是错误的。我们在那里的第一天发现了含有恐龙胚胎的一窝蛋。经研究表明，一般认为属于原角龙的一个椭圆形、稍有折皱的蛋中保有近于完整的食卵龙骨骸。在乌克汗托尔古德（或许还有其它地方）发现的许多蛋可能属于这些小肉食者，而不是鹦鹉嘴、食草的原角龙。

乌克汗托尔古德的“巢”包含其它很有趣的化石。在一丛蛋中发现两个细小的快跑龙（或许是Velociraptor）的颅骨，它们的骨骸与一些食卵龙的蛋壳碎片在一起。蛋、一个食卵龙胚胎和两个年幼的或许是新生的快跑龙的这种奇妙的共存，有几种可能的解释。

或许年幼的快跑龙在初龄期，正在采用突然袭击恐龙巢而磨练它们的技能。另一种可能是，食卵的oviraptorids父母可能一直用快跑龙来喂养自已的幼仔。这种快跑龙也可能是闯入者，它们将蛋产在食卵龙的巢内,与杜鹃鸟将其蛋产在其它种鸟的巢内之方式雷同，虽然这个谜底尚未揭开，但这些化石还表明了兽足类恐龙的生活方式和筑巢行为，这些方面还远没有与可靠的古生物资料相联系。

这些发现也对命名法的历史作了讽刺性的扭曲。Andrews探险队采用oviraptor这一名字为火焰悬崖的骨骸定名。因为它是在一窝蛋的顶上被发现的。他们假定，这些蛋属于普通的原角龙，而食卵的oviraptor（意思是蛋的捕食者）是正突然袭击一个巢。我们的发现证明，食卵的Oviraptor可能不是在吞噬蛋，而是在孵化它们。因为命名法则之故，这个名称将被保留，但它难以符合所发现的第一具已知食卵的Oviraptor骨架背后的真实情况。

鸟、恐龙、哺乳动物和其它脊椎动物的筑巢地点和骨骸均对白垩纪末期戈壁的生命描绘出了详细的场面。蒙古科学院-美国博物馆探险队提供的新证据是从绵延数千公里的戈壁而不是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地点经长时间收集而来。这种方法不仅增加了发现新化石地点的机遇，而且通过广阔范围内含化石层的比较，对岩层的次序做出较好的判断。因此，我们可初步判定，代表过去环境和时间间隔的动物和沉积物之特定组合是广泛的或是只限定于孤立的露头。

例如，古生物学家一般认为，在Djadokhta构造层（戈壁中部为火焰悬崖命名的亮红色砂岩）中化石群落稍古于内梅戈特西部的Barun Goyot构造层（在内梅戈特谷地以其古老的沉陷而命名）。但我们在乌克汗托尔古德的新发现和我们广泛的调査都表明，两个地层都保存有同时代的、实质上一致的动物区系。我们在极相似于犹他州南部峡谷地的内梅戈特干旱沙漠西部的一组孤立的崎岖地——KhermeenTsav状丽的红色和辰砂层发现了这种群落的外延。

我们还在靠近东部铁路叫做KhugeneTsavkhlant的地方发现了Djadokhta群落（包括常见的原角龙）的化石。由于那里的砂岩看来是溪流或河流作用的结果，这是比戈壁更像北美地方的环境，所以这些发现有特殊的意义。已逐渐弄清，曾认为局限于火陷悬崖的动物群落可能拥有广泛的栖息地。

但是许多地点在地理上分离太远，这妨碍了化石地点的比较。此外，戈壁的岩层序列完全是沉积的，丝毫没有火山岩的痕迹。因此地质学家不能以分析放射性同位素的比例来确定这些岩层的年代。估计不同构造的年代必须依赖于脊椎动物与其它大陆上的参考动物区系中脊椎动物的相似性和依赖于中亚和东亚白垩纪海沉岩非脊椎动物的相关性。

我们已采集了有代表性岩层序列的样品，希望获得古磁场的信号，但尚未获得结果。这些信号能用来追踪在岩石及其矿物沉积时地球磁场的方向。这种“冰冻”的古磁场信号可与地场的倒计年代学相匹配。因此古磁场数据对估计戈壁岩层序列的年代提供了一个独立的方法。

在另一个讽刺性扭曲中，戈壁的岩石似乎确实缺少了目前正引起公众极大兴趣的那些岩层：迄今尚未发现的剖面包括白垩纪-第三纪（K-T）边界，恐龙在此时灭绝。虽然戈壁富有第三纪初期的哺乳动物区系，但似乎至少在这时与白垩纪晚期的恐龙区系之间存在一个几百万年的间隙。无论何种灾难消灭了恐龙（和此时地球上的许多动物)，它在中亚的标志似乎已渐渐淡去。如果在茫茫沙漠的某个地方能找到一个连续的序列，它将对我们关于恐龙灭绝和随后哺乳动物出现的知识方面做出不可低估的贡献。

在戈壁寻找K-T边界的意见并不仅仅是空想。卫星导航技术已经对我们研究的效果有了很大的影响。我们能对化石地点和通向这些地点的路线做出精确的定位。我们还使用陆地卫星（LANDSAT）和定点卫星（SPOT）图像作为一种探测工具。1993年当我们从乌克汗托尔古德返回后，耶鲁大学地球观测中心的Evan Smith在计算机化卫星图像中借岩石照片的顏色，增强了红色和褐色光谱带，结果形成了一幅表明藏有化石岩层的程度和轮廓的高精度地图。

1994年探査期间，我们用这些图像作为野外作业指南，并直接驱车到地图上令人感兴趣的红色象素标记簇所在的纬经度。某些这类计算机瞄准的点证明是多产的。卫星和计算机技术已向我们提供了实际上缺乏详细地形或地质图的一些地方的古生物地图集。现在我们还有了一幅很好的戈壁公路图，Andrews因为没有这样一幅地图虽然做出了意外的发现却为此而付出了代价。

尽管我们有新技术和数十年对脊椎动物进化的洞察，但戈壁的探査在许多方面与Andrews及其同事在近70年前所经历的有相同的性质。我们在1990年初次见到的火焰悬崖就如同Andrews所描述的那样，令人印象深刻、亮红色和富藏化石。附近的蒙古包很像Andrews做出发现那天曾问过路的地方。席卷20年代探险队的沙暴再次重创我们容易损坏的营地。

沙暴过后，人们可从悬崖的顶部看到紫色有槽沟的Gurvan Saichan山脉。山脉之外是数百平方英里富藏化石的崎岖地，Andrews对它力不能及仅能设想而已。现在和将来一定时期，戈壁都是一大片荒野。它将继续保有许多史前时期恐龙和其它生物王国兴衰的秘密。

【刘义思/译   王世德/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