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种族定义的挑战者

Sally Lehrman

社会学家Troy Duster评论说，不同种族的DNA几乎没有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基因组研究可以忽略这个概念。

种族并不存在，种族观念已经过时了。不同肤色、不同发质的人，体内的DNA有99.9％是相同的，因此种族的概念在科学上没有意义。5年前，在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院(NHGRI)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遗传学家都对这一说法表示同意。不过社会学家Troy Duster却从公文包取出了一篇法医报告，宣称犯罪专家只需通过分析三段DNA，就可以判断嫌疑犯究竟是高加素人、非洲加勒比海人还是亚洲印度人。

该研究院院长Francis S. Collins回忆说：“太可怕了”，此前他并不知道DNA序列可以指出一个人的种族，利用这些信息还可以调查犯罪，这使他感到惊讶，“那篇文章改变了研讨的方向”。

幸亏Duster、Collins和其他一些遗传学者已经开始分析法医学、流行病学和药物基因组学的数据，想从DNA的角度探讨种族问题。目前，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院通常让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参与，协助制定研究方向，并规划向公众公布的数据资料。Collins认为：“DNA序列的复杂程度，只凭简单的种族间相似程度还不够；而应充分考虑历史渊源、人类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等多方面，而Duster是一个很愿意帮助解决问题的人。”

Duster是一个66岁的文雅老人，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纽约大学任职，主要研究公众如何将遗传学纳入他们既有的信仰构架里，以及这些信息如何影响基因排序、DNA探针及其分子技术的应用。

那些技术已经显示出：在DNA层面上，种族概念微不足道。在同一社会族群中，随机选出的两个人，他们的基因差异与不同社会族群中的基因差异大约有85％相同，也即是说，两个同一种族人之间的基因差别也许比两个不同种族人的差别还要大。一细沙糖看起来可能像盐，但事实上却与玉米糖浆更相似。

但Duster解释说，遗传学不能证明种族不存在。再多的逻辑推理也不能抹杀这一概念或者消灭由它而产生的不平等，因为人们根据种族来分类族群，定义他们的社交和经济关系。此外，人们这样做的结果还有着重要的生物意义。Duster最近帮助为美国社会学协会起草了一份15页的声明，指出在健康与其他一些生活领域，种族如何扮演重要的角色。Duster说：“取消种族这一概念，将会对迄今为此已经做出的流行病学研究造成巨大损害。”

一种新途径——基因组方法，可以绕过种族的问题，而根据重要的医学标记来区分人类，例如某些药物代谢所需的基因。Duster预言，社会很可能重新建立种族分类，并用新的定义将之分类，但由于无法指出其背后的社会因素，这一方式将过分强调碱基对的差异，而忽略了环境的影响。Duster认为种族是个社会现实，他又提醒说，科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制度，容易受到种族基本认知的影响。

Duster出生于美国大萧条时期，他的母亲来自上流社会家庭，他9岁时父亲去世。成长过程中，经常往返于芝加哥治安不良的街道与特权阶层的住家，亲身经历了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并学会了在不同的阶层中转换角色，正如他现在穿梭于社会学、人类学及遗传学。

Duster原是一名记者，一次因没能采访到一位受困、等待截肢的地铁司机而受到责骂，基于道德上的义愤而辞职。他转向社会学并于1967年移居伯克利市。由于他在毒品和社会政策的研究方面思想激进而很快出了名。在20世纪70年代，Duster经常出现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审查关于精神健康与滥用毒品方面的研究计划。他担任卡特总统时期的心理健康委员会成员时，开始听到一些研究者说滥用毒品和精神健康可能都与遗传敏感性有关。

Duster看到这种言论的危险性。为了引发大家辩论这个议题，他写了一本《走优生学后门》的书，指出遗传监测政策将倾向于强化已有的权利结构。此后，他便要求遗传学者和分子生物学学者，思考他们认为的客观事实所引起的社会意义。

起初他们并不接受。Duster身为伦理、法律和社会意义工作小组的一员，负责对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提出建议。该小组要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与能源部质疑1994年的畅销书《钟形曲线》中的观点，因为该书主张种族与智力有关，但政府官员于8个月后给出回应，相信与种族差异无关的基因组会为自己辩解。

Duster与纽约大学的另一位委员会Dorothy Nelkin，强调文化背景如何影响医学和行为遗传学的途径。现在Collins正在依靠Duster与其他合作者，如威斯康星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学者Pilar Ossorio，来帮助解释为什么种族在生物学上虽然是无关紧要，但却还不能忽略的原因。Duster说：“一方面要努力挽救有意义的种族研究，另一方面又不能让它造成假象，真是难啊。”

事实上，Duster承认从遗传学角度，种族很重要，但他坚持认为，如果将种族重新划分为一种可靠的系统，将会造成误导。种族的概念是随地域和历史变化而变化的，例如，南亚人在美国的种族地位，经过上个世纪已经发生了变化，其种族地位的界定，依靠的主要是政治或文化因素，而不是生物学的概念。1920年，在禁止亚洲移民美国的政策下，美国俄勒冈州允许印度籍的Singh Thind成为美国公民，但联邦最高法院却不同意，宣称虽然Thind可当作高加索人，但他依然不是白人（Thind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了美军，并设法留在了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出版了15本关于形而上学的书）。

研究者还主张：仅仅通过某一个DNA碱基对的遗传变异，就可以评估不同种族的患病风险。但Duster警告说，这种单核苷酸多态性分析也有可能有欺骗性。在药物代谢或对烟草反应方面，民族间的差别的确存在，但这种差别很少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他认为，过分强调DNA，会把健康状况曲解成生物学上的必然性，并会诱导人们用同类方法，从基因组的角度描绘一个人的犯罪趋向与智力。

个人DNA的特定变异与祖先的生活地区有关，但这种变化只偶尔提供医学方面的重要线索，并不能定义整个族群的特征。种族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的概念，是基因组相关的环境背景的一部分。他说：“种族是一种关系，当把种族当做一种关系来讨论时，就不会产生任何歧义。”

【王永升/译     李爱珺/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