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之所以需要考古和历史研究，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太快，很多问题都没有留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思考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古人在发展中积累的智慧对我们裨益良多。

即便岁月流淌，很多印迹仍然让人无法遗忘——可能是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美索不达米亚的空中花园，也可能是玛雅的金字塔、印度的独角兽，还可能是中国的长城、故宫和青铜器。是的，它们都是文明的印迹，历久弥新。

作为一个词汇，文明（civilization）只有263年的历史。1752年，法国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创造了这个词汇；4年后，这个词汇首次在公开出版物上出现。但作为一种现象，文明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成千上万年。

因为极度复杂，文明堪称有史以来最难研究的对象。自然科学的发展遵循着其固有的逻辑：无论你提出多复杂的问题，科学家也许只用一个伟大的公式就能让你恍然大悟。关于文明的研究恰恰相反：即便是最简单的问题，都需要科学家付出卓绝的努力，才能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到一个宏大的分析框架，而且即便如此，答案依旧不会那么令人满意。

文明的另一个特质在于，所有针对它的研究方法都有着极为明显的局限性。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建立一种普遍适用的社会“物理学”来对历史进行精细的研究，因为人类没有任何办法还原并重复一个延续数千年的实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历史真的只有一个样本。

文明的最后一个特质在于其对思维方式的重构。从本质上说，文明——或者说历史研究是以今天的视角演绎历史，又从过去的视角调整思维，这与自然科学贯穿始终的思维方法同样存在着巨大不同，“真正的历史问题都是从现实中产生，并帮助人在看清局势后迎接挑战”。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人们总是对很多历史问题争论不休。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曾经领导世界长达1 500年，其农业生产效率甚至在进入近代之前还遥遥领先于英国，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会在近代错失工业革命并因此走向了衰落，又为什么在面对覆灭的危险时绝地重生？为什么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几乎同时迎来殖民者却最终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为什么不同的文明之间存在对抗？为什么那么多强势文明最后被狼狈地淘汰出历史长河？

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当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在两年前启动了一个重要项目，资助全球各地研究人员探寻几大古代文明的“多源与统一”时，才会有那么多人对于这些研究的前景心怀忐忑。历史上，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总计支持了超过11 000个项目，但这次的研究项目确实有点特殊。所以，当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和探险官特里·加西亚（Terry Garcia）及同事出现在中国，准备以这些研究为基础，同全球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共同探讨古代文明时，他的兴奋也就可以理解了。

“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办杂志和拍纪录片的，但其实，我们不是，”在接受《环球科学》记者采访时，特里·加西亚说，“对我们来说，杂志和纪录片只是不同的传播手段，我们真正的使命是促进人类对地理和文明的认知。很显然，这个项目达到了这个目的。”

特里·加西亚是上海外滩3号三言舍9年来邀请到的第40位演讲嘉宾。在“三言舍”组织的各类讲座上，饱学鸿儒往来不息，主办方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担忧过演讲主题和观众与嘉宾的互动。令人兴奋的是，比以往规模更大的观众群很快接受了这个充满挑战的宏大论题。

“观众比以往更关注文明这个话题，这本身也超出了我的想象。”当我们在“三言舍”见到特里·加西亚时，他说：“其实，通过这一系列研究，我对文明也有了更多更深刻的认识。”

《环球科学》：在一个正在经历剧烈变化的时代，人们总会对很多成效缓慢的工作倍感迷惑，因为人们有太多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战争依然四处蔓延、冲突几乎从未缓和、误解始终持续加深、资源束缚破解无望、贫困未曾远离、疾病偶尔肆虐，很多人甚至穷尽一生都没有办法住上房子。也是因为这些原因，45年前才会有赞比亚修女玛丽·尤肯达（Mary Jucunda）向恩斯特·斯特林格 （Ernst Stuhlinger）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要探索宇宙”。因此，当面对考古学这样一个好像无法带来前沿认知的学科时，人们也想知道，为什么要考古？

特里·加西亚：不只你，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的朋友、美国人文学院院士乔纳森·克诺尔（Jonathan Kenoyer）就曾经面对这个问题，他当时的回答是，“因为我们不是骡子，我们可以而且必须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这当然是个玩笑，不过也让我意识到，对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这样一家以增进人们对地理和文化了解为使命的非营利机构而言，清晰解答这类问题多么重要。

但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先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文明？长期以来，人们对文明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但我看来，文明其实就是不同的社会形态在演进过程中创造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同样的文明，其数千年前的样子和今天的样子之间可能存在天壤之别，经历了同样漫长历程的文明的现状也可能存在巨大的不同。接下来，我将告诉你，为什么研究这些古代文明兴起、稳定、发展、衰落和灭亡的原因及过程绝对不是枯燥的学术思考。

文明不是静态的，在发展历程中，它们需要克服重重障碍才能存活至今。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古代文明在历史中已经面临过很多我们今天苦苦求索却仍未有答案的棘手问题，例如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外部环境的迅速变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疾病和战争的肆虐，只不过这些问题在当时都局限在局部地区，现在则更具有全球性特征。这些问题中的部分在当时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另外一部分则没有得到解决。不论当时的方案是否成功，今天的我们都能从中收获经验、教训和灵感，这对今天的我们其实是巨大的财富。

所以，我们支持考古和探险，因为我们想看到古代人的智慧，并从与这些智慧的跨时空碰撞中看到希望。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总告诉我们，历史并不只发生在过去。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太快，很多问题都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去思考解决方案。而很多已有的解决方案又不够系统，很可能在解决问题时又产生新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官员时，曾经和科学家们一起探讨过一个问题，那就是海洋的化学性质会不会发生变化。当时，科学家们都认为这个想法太疯狂了，因为海洋是如此浩瀚，任何化学物质进去之后，其浓度都会被稀释到近乎为零，这个问题因此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大规模向海洋倾倒只经过简单处理过的化学品和垃圾的习惯因此一直延续下来。但结果呢，才不到10年，我们就发现海洋的化学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上解决问题的思路可能都有问题，我们因此必须求助于历史。

考古让我们意识到，历史远比我们想象得更为复杂，古代文明的界限远没今天的我们想象得那样清晰。在很多人认为非黑即白的领域，其实存在很多灰色地带。通过考古和分析，我们逐步知道，不同地区的政府究竟是依据何种逻辑建立和运行的，不同的文明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调控这个社会的，这对我们今天的很多活动都有指导意义，因为那时的政府可能更清楚本民族文明的特点，因而其在设计过程中的某些元素也就更能体现这中间的价值。

这让我想起一段往事。1998年时，埃及曾经发生恐怖袭击，社会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不再稳定。这时，埃及政府采用了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但卓有成效的治理方式，让自己的民众去重新认识埃及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这让埃及社会重新回归平静并再度走上发展之路。

通过一系列研究，我们进一步发现，埃及文明不是孤立的文明，而是两个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结果；叙利亚和伊拉克也是如此，这个文明也是两个相距约600千米的文明相互融合的产物，这与我们之前认为文明都是从核心区域逐步扩展形成的模型完全不符。更让人吃惊的是，我们甚至还在一些传统的伊斯兰国家中发现了信仰基督教的小乡村，先人们在不同信仰之下仍能和谐共处，这对我们处理今天的很多问题都能带来启迪。

《环球科学》：那么，从关于古代文明的研究中，我们找到了哪些有益的借鉴，可用于解决今天的难题？

特里·加西亚：我们从这些研究中获得了很多启示，让我们改变了很多看法。例如，战争最容易在历史中留下清晰的印记，很多文明的变迁也与缺少战争密切相关，因为和平与繁荣需要经济来维持。在农耕社会，河道变化后，原住地可能不再宜居，如果这时没能发动战争去抢得其他可供发展的领土，这个文明距离告别历史舞台的日子就不会遥远。

但同时，我们从研究中获得的关于战争的另外一个重要启示是，战争绝对不可能让一个文明湮灭或屈服于另一个文明之下。我们将文明遭受的重大打击分成两种，遭弃和崩溃。所谓遭弃是指一个文明因为受到连续的威胁而被迫离开某个地区，这种背井离乡虽然让人心痛，但其实它不会影响故土的吸引力，因为文明的基础还在，只要时机成熟，这些人就会重回故地再建文明，玛雅文明在历史上两次遭受重创后都奇迹般地重新崛起就是证据。所谓崩溃是指一个地区的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个文明的发展，生活在这一文明氛围中的人因此已经不再对这里有归属感，他们必须离开这里才能生存，这个文明从这时开始就已经淡出历史舞台了。研究发现，遭弃大多出于外力，例如战争；而崩溃大多源自自身，例如奢靡。

举个例子，很多人认为古巴比伦王国的消失是因为战争，两河流域在那期间也确实经历了很多战争，但研究发现，真正让巴比伦王国走向衰亡的其实是奢靡。这个王国的富裕阶层和统治阶级耗费了大量的资源，这导致这里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的考古发现，由于竞相攀比导致的奢靡，巴比伦王国很多住宅水泥地的厚度竟然都超过了50厘米，而5厘米厚的水泥其实都已经略显奢侈；也是由于竞相攀比导致的奢靡，巴比伦王国一些统治阶级家中厕所的地板上居然还镶嵌了黄金，我们真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还是由于竞相攀比导致的奢靡，一位巴比伦国王耗费了1 280公顷的森林来为自己建设一座金字塔。

你看，即便在那么遥远的年代，人类都已经遇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且我们的先人们已经用这么惨痛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某些做法该有多么危险，这是多重要启示啊。

《环球科学》：可是要研究这些古代文明就必须面对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文明断裂甚至消亡之后导致的史料残缺，这会是一个重要障碍吗？你又怎么看待文明断裂本身？我们还观察到一些现象，中国人开始过美国的节日，美国人会在不明白含义的情况下将汉字纹在身上，那么，不同文明的融合是否就是未来人类的必然趋势？

特里·加西亚：我知道类似的现实总是让人痛心，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和考古研究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它代表了一种恢复传承的可能方式。但在研究文明时，不要纠结在这里，只要换一个视角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变得乐观很多。想一下，为什么很多生物会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消亡？因为它们的机能已经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因此也就只能走向衰亡。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世界上大概有7 000种语言；现在，这个数目已经减少了一半以上。这当然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扰，但也促使我认真思考文明的含义。我想，文明就是不同智慧在经历几百年的积累后相互交流和传承的过程，所以不合时宜的东西必然会消失，社会只有经历这个过程才能前进。只要注意观察周边，你就会看到，不只语言和文字，我们曾努力创造的很多知识也在慢慢消失，因为它们已经不能继续承载传承的重任。

而且，正是因为看到了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灭顶之灾，人类逐渐学习到了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例如，我们学会了怎样保护一种即将消失的文明，那就是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不能静态地保护而不推动文明的发展，更不能不加选择地对这个文明的全部枝节加以保护，因为我们逐渐意识到，对一种丧失进化能力的文明毫无取舍地加以保护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我们只保护这个文明的主干，使之可以区别于其他文明而存在；我们要让这种文明恢复与时俱进的演化能力，使之可以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生存发展。只有这样，文明才能延续生命力，世界的多样性才能得到保障，这就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得到成功实施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贯彻始终的基本原则。

至于融合，只要各种文明既能按照自身的特点，又能遵循社会规律向前发展，能够非常有活力地走向未来，会否融合真不是一个大问题。你刚才说的那些现象，至少证明中国和美国的文明都已经开始展现出活力、影响力和向心力，这对两个文明来说都是好事情。

在我看来，至少现在，人类在文明领域面临的真正重大问题是，在战争和后战争年代，我们应该怎样保护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和属于这些文明的珍贵遗产，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伊拉克面对的挑战，那里的文物因为战乱而受到的破坏太严重了，我们每个人都对此忧心如焚。

《环球科学》：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稳定、统一和繁荣，这在全球少数几个古老文明中显得颇为特殊。你怎样看待古老的中华文明？

特里·加西亚： 1894年，美国《国家地理》刊登了第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那之后的几十年中，中国一直是《国家地理》关注的重点，受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资助的很多研究人员甚至都希望能复制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传奇，他们希望能成为西方了解东方的窗口和桥梁。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我们刚刚报道中国时，这个古老的国家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很多人都已经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失去了信心。但就像历史曾经展现出的那样，中国没有消亡，而是在经历了诸多苦难之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个国家维护住了统一，保持住了稳定，并通过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发展重新赢得了尊重，这本身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这段历史再次说明了我之前提到的那个道理，战争并不能让一个文明湮灭或者消失。同时，这段历史也让我们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中国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中始终保持着连续统一，并能始终作为全球惟一的一个超级大国而存在？

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的出现，其中一些原因具有普适性，例如权力对文明演进过程的干预。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的缔造者，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这可能确实只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或者皇帝的个人喜好，但也确实便利了文明的传播，从而有助于一个统一国家的长期维持。而且，文字让一个文明包含的群体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共同的思维方式，中国汉字的创造方法——不论是象形还是会意或是其他，都在随后几千年中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欧洲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尽管曾经出现过非常著名的帝国，但欧洲没有统一过文字。结果，欧洲至今仍然是一个个由领土面积狭小的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大陆。

同时，还有一些原因可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例如，“古代文明的多源与统一”项目的参与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际根就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了一段很有特色的历史。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中国早在5 000多年前就已经在黄河流域的中心，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一带形成。那时，在黄河流域还存在很多规模比这个“中国”更大的部落或王国，而且在黄河的各个支流也都存在着规模不等的其他部落或王国。按照其他地区的发展逻辑，大王国肯定会兼并小王国。

但在中国，胜利的一方却是国土面积相当狭小的“中国”，这就很神奇了。唐际根发现，这是由于作为地理概念的中国创造性地发明了利用青铜器代表阶层等礼制概念，并借由这种礼制强化了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因此奇迹性地统一了周边大国，中国也就从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变成了政治概念，进而具有了象征意义。因此，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甲骨文几千个象形文字中的大部分都无人能识，但作为一个更伟大的概念，“中国”很好地保持了下来。

《环球科学》：不过，不少人对未来也有很多忧虑。例如，不少人格外担心中国的创新能力，毕竟中国在很多前沿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竞争力都还欠佳。所以有人说中国已经是大国，但始终没有成为强国，很多人甚至认为中国在不对自身文明做出巨大修正的情况下，将无法成为创新型国家，因为中国太重视秩序，也太强调中庸之道，你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

特里·加西亚：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但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任何文明如果想不断向前发展都必须不断做出调整。但对于中国，我想那种认为中国缺少创新能力的论调无论如何都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有四大发明，是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眼中的神奇国度，这个国家在几千年前将青铜技术发扬光大，最近30年又通过努力成为信息技术的全球重心之一。即便无视这些，只要你分别看一下1915年、1965年和2015年中国社会的状态和中华文明表现出的活力，你也会发现中华文明缺乏创新力的观点多么不正确。

而且，让14亿人在一夜之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再伟大的改变也需要时间做铺垫。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中国历史，就会发现新中国的成立堪称自汉朝以来中国最剧烈的变化，但即便是这样的巨变仍然没能让中国的传统文化改变很多，大家还是在过已经过了几千年的传统节日，吃已经吃了几千年的食物，甚至思维方式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因此，大家之所以会对中国的创新能力产生怀疑，是因为创新要求的速度太快，而中国的历史又太过悠久也非常连贯，因而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中形成了很多约定俗成的规则。因此，中国必须在传统与未来、怀旧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这可比单纯强调创新难多了。

《环球科学》： 当前，技术创新越来越快，新技术也越来越多，这对探险和考古有什么推动作用？

特里·加西亚：科技进步的好处很多，比如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很多非常细致的分析。拿中国的《史记》为例，这部著作里，关于商朝的内容只有大概2 000多字，后人根本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朝代的详细模样。但现在，通过同位素分析等手段，研究人员已经了解到很多关于这个朝代的新细节。按照这些细节提供的信息，中国可能最早在商朝的晚期就告别了奴隶社会。如果事实真是这样，人类大的历史可能都要被大规模地改写。

还有，就像我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很多文明都已经因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永远地消逝了，它们的遗迹因此都被埋在了漫漫黄沙之下。以往，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这些地区高效组织考古的，但现在，热成像技术和无人机技术的成熟和相互融合，让科学家获得了危险系数最低但成效最为显著的科考方式。正是在这些技术的支持下，科学家在贫瘠的新墨西哥沙漠下发现了普韦布洛（Pueblo）古文明遗址，在塞浦路斯和伊拉克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现在，很多科学家正计划通过这些设备去探寻广阔的亚马逊雨林中可能存在的古代文明。

我们知道，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非常迅猛，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应用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新技术在科研中的应用也变得变得越来越普遍，而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总能为我们带来新的收获。所以，就像很多行业都在这个时代迎来新生一样，我相信，考古学也正在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