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气候变化加剧，我们如何应对？运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科学手段，我们可以探索气候变化的成因、预测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制定出控制气候变化的策略。但我们应该怎样执行相关策略，却牵涉到伦理问题。

并非所有“应该如何”的问题都关乎伦理——“应该如何经营足球俱乐部”就与伦理无关。但气候问题却无法与伦理划清界限，因为我们在制定任何策略前，必须考虑各个群体的利益。如果要采取措施抑制气候变化，让子孙后代免受环境恶化的威胁，某些社会群体就必须减排温室气体，尤其是相对富裕的群体。当不同群体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应该如何”的取舍往往与伦理有关。

气候变化引发了很多伦理问题：假如子孙后代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今天的人们应该如何看待他们的“幸福”？气候变化可能夺走很多人的生命，包括那些活着的和尚未出生的人，每个人的死亡都同样糟糕吗？从总体来看，死亡又糟糕到什么程度？很多人在生育小孩前就可能死亡，因此气候变化会让许多原本可能出生的孩子永远没有机会出世。这些幼小生命不能降生是坏事吗？对穷人来说，富人排放温室气体是否不公平？气候变化导致全球性灾难并非杞人忧天，但也绝非铁板钉钉，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种可能？

伦理问题大多不难解决，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人都有能力去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伦理问题。比如每个人都知道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当然，我们有时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伤害别人，也可能伤害了别人自己却没意识到。但无论何时，只要伤害到他人，我们都应该弥补自己的过失。

气候变化的危害极大。高温、风暴和洪水会危及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热带疾病的传播速度会随气候变暖而加速，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降雨量变化无常，将导致食物短缺和饮用水匮乏；海平面上升致使人口大规模迁徙，贫困由此加剧。尽管科学家还无法给出准确数据，但一些统计已让我们看到气候变化将造成多大的危害：2003年，欧洲热浪导致35,000人死亡；1998年，中国的洪灾影响了上亿人口。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00年以前，每年因气候变化而死亡的人口就数超过15万。

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排放温室气体。驾驶汽车、使用电器、购买商品——相关企业在制造和运输产品的过程中，不仅消耗大量能量，还排放了温室气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在做损人利己的事。现阶段，我们也许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以前也忽视了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后果，但按照基本伦理准则，我们应该停止损人利己的行为，并对受到伤害的人进行补偿。

伦理准则还告诉我们，采取何种措施抑制气候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利弊权衡。即便你能准确地计算出，你和朋友在通宵派对中得到的快乐，远大于邻居为此付出的代价——彻夜难眠，也不能因此认为，开通宵派对是正确做法。同样，如果一个企业的项目会排放温室气体，长期危害周围居民的健康，即使该项目能带来可观的利润，也不能得出项目应该继续的结论，因为在伦理层面上，这是错误的。总之，获益方不应把成本强加给无辜的人。

成本与收益

我们应该如何抑制气候变化？虽然成本效益并非制定策略的唯一依据，但也不可忽视。为了减缓气候变化，当代人必须有所牺牲，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旅行次数、增强房屋的隔热效果、少吃肉食、避免浪费……这样做的收益是，我们的后代不必遭受沙漠侵蚀、海平面上升、洪水、饥荒和资源匮乏的侵袭。

分析谁获益、谁受损是一个伦理问题。不过，与减缓气候变化有关的成本与收益，大都可以用经济学术语来表示，而经济学中的一些实用方法，也能在复杂情况下权衡成本和收益，因此我们可以用经济学来分析伦理问题。

最近，英国财政部的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及其同事，在《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报告》（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中，详细阐述了成本——收益经济学的伦理基础，并得到了不少业内人士的认可。这篇报告重点比较了成本和收益，并得出结论：通过减排温室气体，人类获得的收益将远超过减排成本。但斯特恩的报告在经济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因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结论不应该以伦理为前提。在以前的研究中，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等人认为，“减排不是一个紧急行动”，斯特恩的立场却非常鲜明：采取有力的减排措施刻不容缓。

这两个问题其实相互关联。斯特恩与诺德豪斯的结论背道而驰，主要是因为在伦理背景下，斯特恩使用了较低的“贴现率”（discount rate）。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对未来商品的估价往往低于现有商品——他们对未来商品的价值打了折扣。也就是说，获得商品的时间越遥远，折扣就越低。贴现率反映了商品随时间贬值的速度。诺德豪斯认为，贴现率大约为每年6%，而在斯特恩眼中，这个数值仅为1.4%。不同的贴现率导致两人的计算结果出现极大的差异：按照斯特恩的贴现率，今天价值2,470亿美元的商品，在100年后大约价值1万亿美元；而根据诺德豪斯的贴现率，2108年价值1万亿美元的商品，今天仅值25亿美元。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商品，在100年以后，斯特恩估算的价值几乎是诺德豪斯的100倍。

贴现率上的差异，足以解释两位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要控制气候变化，当代人必须牺牲一部分消费，投入一定的成本，但100多年后才能得到收益。在评估控制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收益时，斯特恩的估价明显比诺德豪斯高，所以他愿意投入更多的成本。

为“富人”牺牲的“穷人”

未来的商品为什么会贬值？这里所说的商品是指人们消费的物品和服务——汽车、食物、银行服务等。在研究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危害时，科学家一般预测世界经济会持续发展。未来商品的人均拥有量必然高于今天的水平，而拥有的商品越多，价值也就越低，因此在经济学上，这个逻辑推理是合理的。比如，一个家庭配一间浴室已是生活的一大进步，再配一间也不错，但只是“锦上添花”而已。正如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物品都具有“边际价值递减”的性质。

商品贬值还有一个与富裕群体有关的纯伦理原因。如果一位富人获得一笔收益，他的生活水平或许会有所改善，但把这笔收益分配给穷人，将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这就是伦理学中的优先主义理论（prioritarianism），它赋予了穷人优先权。但功利主义理论（utilitarianism）则认为，这笔收益发挥的社会价值是个“常数”，与获得者的身份、地位无关；社会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类总财富，而不管财富如何分配。

贴现率应该有多高？是什么决定了商品随时间贬值的速度？首先是一些非伦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速率决定了后代的富裕程度，因此也决定着商品的贬值速度。经济增长得越快，贴现率也就越高。

贴现率还取决于一个伦理因素。与当代人相比，我们应该如何评估未来富人的收益？如果优先主义是正确的，未来富人得到的收益应该少于当代人，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富裕；如果功利主义是正确的，未来富人得到的收益则与当代无异。因此，优先主义对应着较高的贴现率，功利主义则产生较低的贴现率。

然而，优先主义与功利主义间的争论，却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古怪的，甚至剧烈的转变。一般说来，当社会要求富人为穷人做出牺牲，让他们觉得不公平时，才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但我们现在要做的，却是以“穷人”的身份，为未来的富裕人群做出某些牺牲。通常，优先主义对发达国家的要求比功利主义多，这里却恰好相反。

时间引起的偏见

另一个伦理因素也会影响贴现率的高低。一些哲学家认为，我们应该多关心当代人，而不是那些生活在遥远未来的人，因为我们在时间上与他们相隔甚远。如果这些哲学家的观点是正确的，未来财富的价值就会因为它们属于未来而大打折扣——在经济学上，这称为“纯贴现”（pure discounting）。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今天一个10岁儿童的死亡，看得比100年后一个10岁儿童的死亡更重要。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我们不能因为时间不同就对生命的价值存在偏见，危害在任何时间产生的影响都是相同的。纯贴现会产生较高的贴现率，公正对待时间差异则产生较低的贴现率。

因此，为了得出正确的贴现率，经济学家至少需要回答两个伦理问题：我们应当接受优先主义还是功利主义？采用纯贴现还是公正对待时间差异？

上述问题并不属于基本道德的范畴，却是道德哲学中的难题。道德哲学家处理这些问题时，会将严格的分析推理与感性的伦理直觉结合起来。在道德哲学中，争论很难产生结果，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存在相互矛盾的直觉。作为一个哲学家，我能做的就是尽己所能判断真实性，展示最好的论据佐证自己的观点。限于篇幅，我不能在此详尽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在《权衡商品》（Weighing Goods，1991年出版）一书的第10章，我论证了优先主义是错误的；在《权衡生命》（Weighing Lives，2004年出版）一书的第4.3节，我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应该公正对待时间差异。

为子孙控制气候变化

斯特恩也得出了同样的伦理结论，既然两个结论都支持较低的贴现率，再加上斯特恩的经济模型，1.4%的贴现率便显得合情合理。因此斯特恩得出这样的指导性结论：采取强力措施控制气候变化，已迫在眉睫。

反对斯特恩的经济学家也承认，伦理学可以作为指导性结论的基础，他们只是不赞成斯特恩的伦理立场。这些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贴现率应该比1.4％更高，但他们不愿意表达自己的伦理立场——正如我前面阐述的那样，正确的贴现率取决于伦理思考，如果经济学家没有伦理立场，又怎么能公正评判贴现率？

这些经济学家眼中的高贴现率，其实来源于一个特殊的金融市场：在这里，人们用未来的钱换当前的钱，或者用当前的钱换未来的钱。把金融市场中的利率当作贴现率，怎么可能公正？

从市场收集到的信息来看，大众的喜好决定了某些商品的价值。在水果市场上，苹果和橙子的相对价值决定于消费者的喜好。但是，子孙后代的财富的价值却与人们的喜好无关，这是个伦理问题。

金融市场能否显示大众对未来财富价值的伦理判断呢？我对此表示怀疑。一些证据表明，当人们借入或借出金钱时，他们对当前财富的关注程度往往超过未来财富。真实情况是，大多数人都不会愚蠢地认为，年轻时拥有的财富会在年老后贬值。相反，我们的行为仅仅反映出人们迫不及待地去享用当前的收益，这种“迫不及待”会影响我们对未来财富的价值作出判断，更会影响我们作出有益于子孙后代的理性判断。

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假设市场行为确实反映了人们的价值判断。那么，经济学家怎样才能证明，坚持中立的伦理立场以及从金融市场获取贴现率的行为是合理的呢？他们标榜“民主”，让公众参与伦理判断，自己却悄悄走开。反对斯特恩的经济学家宣扬高高在上的民主背景，指责斯特恩试图把自己的伦理观念强加给他人。

然而，他们误解了民主，民主也需要投票选举般的争论和协商。就连斯特恩这样的经济学家都不能把自己的信念强加给别人，只能提出建议并进行论证。确定正确的贴现率需要高深的理论基础，没有专家指导的话，公众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在民主进程中，经济学家的角色就是制定理论，他们应当提供最完善的建议，并用最完善的论据予以支撑。作为公众的我们必须在专家的协助下作出自己的判断。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的选择就会显得无知且毫无价值。

一旦我们在民主过程中作出决定，社会就能够运作，但这不是经济学家的工作。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提出的建议只是民主讨论的材料，而非结果。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看作民主过程的最后仲裁者，他就是不折不扣的自大狂。

在确定贴现率时，伦理思考不可缺少。我们必须站在伦理层面上，迅速决定当代人要做出哪些牺牲，以缓解气候变化。与气候科学一样，关于气候变化的伦理学研究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面对伦理和科学两方面的问题，我们只有更加努力，才能完美地解决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