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些时候,布鲁克斯县的一名警员来到现场。根据报告,现场已经有动物出现过,遗体骨骼上也有了动物的齿痕。现场还有一团纠缠的黑发,破损的衣物,和一些个人随身物品——一个双肩背包、4包鸡肉味的方便面、喷雾杀虫剂、一把牙刷,以及一包尚未开封的萨尔萨辣酱口味的多力多滋(一种墨西哥调味玉米片)。
随后,在圣心坟场(Sacred Heart Burial Park)举办了一场由政府提供资金的穷人葬礼。圣心坟场在县政府的所在地法福里亚斯(Falfurrias),距离尸体发现地大约有16公里。遗体残骸和个人物品被转移到本地的殡仪馆里,死亡编号为0425。
这具遗体看起来是一个非法越过边境的墨西哥移民留下的。在这条300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上,美国边境巡逻队每年都会逮捕数十万名移民,有些甚至是独自穿行的儿童。在官方记录中,还有更多的人试图穿越边境。他们试图逃离自己混乱的国家——在那里有黑社会暴力、毒品贩子、崩溃的经济,以及低效而腐败的政府。在平坦的领土上,没有什么地貌特征,夏天温度会超过35℃,偷渡者经常会因为脱水、疲惫、疾病或伤痛丧生。他们还有可能在被蛇头抛弃后,消失在无尽的矮树丛里。
如果0425死于亚利桑那州,当局可以进行尸检,把DNA样本提交到多个政府数据库中,如果能找到匹配的信息条目,死者的信息就会转到来源国的领事馆,领事馆会负责通知死者的家属。不过,在得克萨斯州,这样的信息传递方式会有问题。随着其他州加大控制力度,非法移民开始涌入得克萨斯州。在2011年10月到2014年10月间,有685人在得克萨斯死亡,而同期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加起来只有540人死亡。
在发现尸体的布鲁克斯县,每3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县里既没有基础设施也没有财政来源去处理边境上泛滥的非法移民。所以,尸体残骸经常就被扔到圣心等坟场上,没人花时间去鉴定死者的身份。
当贝勒大学的法医人类学家洛丽·E·贝克(Lori E. Baker)第一次听说圣心坟场随意的埋葬方式时,她感到十分震惊。贝克曾在2001年协助调查了发生在秘鲁的国家侵犯人权行为。她组织了一小队法医科学家和学生,挖出并鉴定了埋在圣心坟场的偷渡者尸体。
开展工作时,这个研究小组就像是在进行考古挖掘一样。他们没有直接挖掘尸骨遗骸,而是通过精细而繁琐的工作,把遗体和私人物品挖出并归档。
他们首批挖出的尸体就包括0425。
0425的生物学档案
2013年晚春,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数周,科学家从土里挖出了约70名偷渡者的遗体,这比他们预计的多得多。这些尸体有些放在奶箱里,有些则挤在一个装尸袋里,但都没有任何埋葬标签,哪怕连“未明身份的女性”这样的简单标识都没有。“我们知道,必须随时做好准备,应对意外状况,”小组成员克里斯塔·兰瑟姆(Krista Latham)于2014年在博客“边境之外”(Beyond Borders)上,写下了这条非正式的座右铭。兰瑟姆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分子人类学实验室(Molecular Anthropology Laboratory)的负责人,他自愿成为这个研究小组的领导人之一。
兰瑟姆带着4名研究生来到布鲁克斯县。那里的工作环境很有挑战性,除了炎热潮湿的天气以及蜘蛛、蝎子、蛇和火蚁之外,研究人员对尸体的数量和情况完全不了解,手中没有任何相关资料。“我们不知道这些尸体是放在起保护作用的木棺材里,还是就被包在塑料里,”兰瑟姆说,“所以必须用小型手持工具缓慢地工作,避免对尸体造成任何破坏。”
研究小组在墓地上,用线拉出了一个网格系统。科学家可以测出发掘点中的任意一个点(无论是地下还是地上)到网格上某个固定点之间的距离。这样,他们就能把地下挖出的东西全部记录下来,并绘制出发掘点的完整地图。
2013年7月,0425的残骸被分配给了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法医人类学中心的体质人类学家凯特·斯普拉德利(Kate Spradley)。斯普拉德利42岁,看上去很年轻,举止严肃。她表示,自己之所以有动力参与这项工作,是因为觉得这项工作能让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充满使命感。
在刚开始整理遗体的时候,0425似乎是个简单的案子。档案中的官方报告将之与39岁的萨尔瓦多人阿莱利· 诺依米·布兰科· 索萨 (Arely Noemy Blanco Sosa)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在拉·坎迪纳·兰奇,写着这个名字的身份证就在尸骨不远处。警方认为,这些骨骼属于布兰科·索萨。和其他只发现少数骨头的失踪者(见插文框)不同,0425的骨骼几乎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在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法医人类学中心里,摆放着多排不锈钢桌子。每张桌子上都精心放置了一具尸体的骨骼,保证每块骨骼的位置在解剖学上都是正确的——比如,桡骨必须摆放在尺骨旁边。斯普拉德利首先给0425的骨骼和随身物品拍摄了照片,并编了号。尽管0425的骨骼基本完整,研究人员使用的法医工具也很先进,但鉴定她的身份仍然极其困难。
在遗物档案中,斯普拉德利和她的团队又在死者的右脚鞋垫下发现了另一张身份证,这张身份证上面的信息显示,它的主人是一名37岁的洪都拉斯女性,这让人怀疑0425是否真的是布兰科·索萨。
法医团队随后开始撰写0425的生物学档案——对性别、祖先、年龄、身高以及齿痕的分析报告。研究人员随后把遗体残骸浸入热水和清洁剂里——这一过程名为浸渍作用(maceration),可以软化软骨、韧带、肌腱和其他软组织,从而加快自然腐烂的速度。
也许这一系列工作中最大的挑战是找到充足的法医分析资金。美国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没有资金用于鉴定极端贫穷、也不是美国公民的移民的身份。因为没有钱,建立生物学档案所需的一些实验室过程就不得不搁置。参与这项研究的科学家的处境,在斯普拉德利撰写的资金申请草稿中有充分体现——这份申请看起来像是在急切地请求帮助。斯普拉德利比较了2012年在布鲁克斯县发现的移民尸体数和波音737的载客量。“如果波音737失事,会被认为是重大灾难,政府的资金会用于灾难恢复和乘客身份鉴定,”她写道,“因为非法移民遇难者的数量增长缓慢,尽管死亡发生在同一个地理位置,所以不被认为是重大灾难,也没有资金用来保证针对这一大量死亡事件的工作。”
2014年3月2日,距离发现0425号骨骼已有1年9个月,斯普拉德利和她的学生才得以继续分析0425的档案。在这类案例中,对个人身份的一些基本细节(性别和身高)的初步鉴定有时并不简单,因为遗体已经开始降解,重要的骨骼也会丢失。0425的骨骼系统较为完整,意味着斯普拉德利可以对骨盆进行相对全面的分析。0425的骨盆骨骼包括腹侧弧(ventral arc)、耻骨下凹(subpubic concavity)和左髋骨的中坐耻骨(medial ischiopubic)。斯普拉德利和他人共同撰写的一份报告表明,这些骨头让斯普拉德利团队百分之百确认0425是一名女性。
科学家用了另一项技术来估算0425的身高——福利解剖法(Fully anatomical method)。这种方法测量的是身体中线从脚跟到头部的骨骼长度。在鉴定二战中死于奥地利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的法国人的身份时,就使用了这种方法,这也是这一技术的首次应用。结果表明,0425的站立身高在1米42到1米52之间。
估计0425的年龄更困难一些。一些专家表示,不可能只根据骨骼残留确定死者在死亡时的准确年龄,因为一些人的骨骼会比其他人经历更多的磨损和撕裂。为了确定死者死亡时的年龄,斯普拉德利和她的团队研究了骨骼的结构。分析结果表明,0425的骨骺(身体较长骨头的顶端)并没有完全闭合,说明她在生活中经受了较大的物理压力或是严重缺乏营养,延缓了儿童时期的生长过程。斯普拉德利解释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骨骺会闭合,所以你可以据此知道,这样的人至少已经二十四五岁了。”但0245的骨骺没有愈合,因此研究人员只能估计她的年龄在20到35岁之间。
接下来,斯普拉德利试图通过分析颅骨,确定0425的遗传谱系。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斯普拉德利就学习了测颅分析学(craniometric analysis)的专业知识,那时她正在研究源自非洲个体的颅骨,并发现儿童期受到的身体压力会改变骨骼结构。斯普拉德利的研究团队使用数字转化器,为颅骨建立了一个3D模型,并通过这种方法收集分析所需的数据。这些数据随后会被输入FORDISC 3.1程序,将0425的颅骨和某个人类祖先的颅骨数据进行比对。
在鉴定拉丁美洲人时,这样的比对工作非常辛苦。因为西班牙裔的骨骼数据还不完善,无法提供参考。大多数骨骼数据来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欧洲裔美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对法医调查来说,数据的缺失通常意味着西班牙裔的祖先是个谜。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鉴定西班牙裔的世系时,得到的结果完全是混乱的。“如果把鉴定白色人种的方法用于一个(男性)西班牙裔,经常会得出性别为女性的结果,”斯普拉德利表示。“如果性别不对,根本没法鉴定尸体身份。”
尽管斯普拉德利对0425的颅骨鉴定表明,她的祖先“很可能是西班牙裔”,但这一结论却无法确认这名女性是来自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还是智利。如果她来自墨西哥,也无法确认她的家乡是瓦哈卡州(Oaxaca)还是韦拉克鲁斯州(Veracruz)。另外,研究人员也无法区分种族和部落(tribal groups)——是玛雅人、萨波特克人(Zapotec)、辛卡人(Xinca)、兰卡人(Lenka)还是非裔哥伦比亚人等。为了获得更好的比对数据,斯普拉德利还尝试调查祖先来自中美洲的移民,记录他们在骨骼结构及遗传标记上的差异——在南得克萨斯州的死亡者中,绝大部分死者都是中美洲的移民。她还收集了亚利桑那州图森市(Tucson)匹马县政府的验尸官对越境死亡者的记录、墨西哥的两个墓地采集的数据,以及危地马拉内战期间人权暴力受害者的相关记录。
斯普拉德利用这些信息来对颅骨的大小和形状进行分类——比如,这个颅骨属于墨西哥人还是危地马拉人。这些细节随后会被输入法医人类学数据库(Forensic Anthropology Data Bank,简称FDB)。该数据库由斯普拉德利的研究生导师、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的理查德·扬茨(Richard Jantz)参与创建。这些数据会让研究人员更容易弄清楚,0425这样的移民是从哪里开始自己的旅程。
死者身份
当斯普拉德利和她的团队有了完整的生物学档案后,他们开始将这些档案与失踪人口报告数据库进行比对,从而鉴定遗体身份。斯普拉德利联系了图森市的蜂鸟人权中心(Colibrí Center for Human Rights),后者正在建立一个非美国公民失踪人口的数据库。这样的数据库非常重要,这是因为美国失踪和不明身份人口系统(National Missing and Unidentified Persons System,简称NamUs)严重缺乏外国公民的个人信息。
在蜂鸟数据库中,0425的生物学档案和一个属于洪都拉斯失踪人口的档案存在匹配的可能性。一个洪都拉斯家庭把报告提交给了蜂鸟。报告中的信息与0425的生物学档案中的一些细节相符,包括性别、祖先、身高和私人物品。此外,死者鞋子里的身份证上的名字也和报告一样:玛利亚·艾伯蒂娜·伊拉埃塔·瓜尔达多(Maria Albertina Iraheta Guardado)。现在,斯普拉德利需要对身份进行验证。蜂鸟数据库的执行总监罗宾·赖内克(Robin Reineke)把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Argentine Forensic Anthropology Team)介绍给了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是一个人权团队,他们从失踪移民的家人身上收集DNA样本(即家庭参考样本),帮助确认那些试图跨越边境的死者的身份。
只有当精确编写的生物学档案和某个失踪人口报告相符时,DNA检测才会进行。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从尸体脚部的跖骨提取了样本,寄送到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的实验室,用来和存档的家庭参考样本进行比较。跖骨DNA和家庭参考样本相符。2014年4月25日,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最终得到了他们需要的确认信息。从伊拉埃塔·瓜尔达多的尸体被发现,到她的身份得到确认,花费了两年时间。
回家
玛利亚·艾伯蒂娜·伊拉埃塔·瓜尔达多在37岁时,决定离开洪都拉斯圣罗萨德阿古安市多斯博卡斯社区(Dos Bocas community in Santa Rosa deAguán),移民到纽约布朗克斯,去找她的一位姐妹。她的姐妹在那里从事家庭保洁工作。瓜尔达多希望给自己的母亲寄一些钱,帮助抚养自己的6个孩子。其中有些子女已经成年,但还有两人(1人9岁,1人14岁)仍然和瓜尔达多的母亲生活在一起。
伊拉埃塔·瓜尔达多的母亲和姐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已经越来越厌倦洪都拉斯蔓延的暴力,这是她想要离开的另一个原因。2012年,洪都拉斯的谋杀率在全球排名第一。几年前,她的丈夫被枪战流弹击中,因此死亡,瓜尔达多的母亲玛利亚·阿米莉亚·瓜尔达多(Maria Amelia Guardado)说:“他就这么被谋杀了,因为这里就会发生这种事。”
伊拉埃塔·瓜尔达多的母亲从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那里得知,自己的女儿在2012年6月15日从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跨越边境。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名蛇头和一群其他偷渡者。她走了两天,然后晕倒了,被抛弃在法福里亚斯(Falfurrias)。
鉴定伊拉埃塔·瓜尔达多的尸体需要法医人类学家、人权组织、外国领事馆和执法机构的共同努力。她的母亲随后焦急地期盼着女儿的尸体回家。不过,这一过程因为一份死亡证明的被官员丢失而延误了。最终,在2015年4月初,瓜尔达多的尸体“回家”,母亲为她举行了葬礼。
对鉴定出伊拉埃塔·瓜尔达多身份的团队来说,这个圆满的结果是一次艰难的胜利。对于成功鉴定出伊拉埃塔·瓜尔达多的身份,团队成员感到非常兴奋。但这一漫长的工作实在消耗了他们不少的精力。当兰瑟姆在2014年6月准备再次回到法福里亚斯,开始又一次为期两周的发掘工作时,她在博客上写道:“在接下来的13个夜晚,我不能给儿子讲睡前故事;在接下来的14天里,我不能拥抱亲吻他。但让我继续工作的动力是,我只是暂时离开自己的家庭,而让其他家庭重聚。我还会有机会拥抱亲吻自己的儿子,但有数百名母亲的孩子被埋葬在圣心坟场,身份不明。这些母亲已经没有机会拥抱亲吻自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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