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相信你一定认识一些智商超高但看起来呆头呆脑的家伙。这些人的表现告诉我们，如果认为智力代表了所有的认知能力，那肯定会遗漏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创造出 “理性障碍”[dysrationalia，与诵读困难（dyslexia）相似]一词，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智商测试没有涉及的更广泛认知生活领域的关注。尽管大多数人都能认识到IQ测试并不能测量重要的智力，但人们表现出的行为就好像它可以。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有这样一个假设：智力和理性是一体的——否则为什么当聪明人做傻事时我们会惊讶不已？

理解“理性障碍”以及它产生的原因很有意义，毕竟今天困扰我们的问题更需要准确而理智地应对。在21世纪，浅层心理加工过程会使医生选择较为低效的医疗手段，使人们不能充分意识到环境中存在的危险，导致法律程序中信息误用，还会使父母拒绝给孩子注射疫苗。如果决策制定者具有“理性障碍”，几百万的美元就会被政府或私企花费在不必要的项目上，几十亿的美元会被浪费在伪劣药品上，患者则要被迫接受不必要的手术，代价高昂的金融误判也会出现。

IQ测试无法测量“理性障碍”。不过在我的新书《智力测试丢失了什么：理性思维心理学》（What Intelligence Tests Miss: The Psychology of Rational Thought）中，我详细介绍了测量以及改正“理性障碍”的几种方法。几十年来的认知心理学研究提出了两种导致“理性障碍”的原因：一种是处理问题，一种是内容问题。我们对这两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了解。

认知吝啬者

处理问题来自于我们“认知吝啬”的倾向。解决问题时，总有几个认知机制可供选择。有些机制运算功能强大，能帮我们更准确地解决很多问题。但它们速度慢，需要集中注意力，还会干扰其他认知任务。另外一些机制运算功能相对弱些，但速度快，无须高度集中注意力，也不会影响同步进行的其他认知任务。人类之所以称为“认知吝啬者”，是因为我们的基本认知倾向会默认选择计算量较少的认知机制，即使它们准确性不高。 

你是不是“认知吝啬者”呢？我们来做下面的测试。这些问题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赫克托·莱韦斯克（Hector Levesque）。请先独立完成问题，然后再参考答案。

超过80%的人都会选择C。但正确答案是A。按照逻辑思考，安妮是唯一一个婚姻状况不明确的人。她可能已婚，也可能未婚，你需要将这两种情况都考虑在内，才能判断是否有足够的信息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安妮已婚，答案是A：一个已婚人士（安妮）看着一个未婚人士（乔治）；如果安妮未婚，答案还是A：一个已婚人士（杰克）看着一个未婚人士（安妮）。这一思考过程称为“完全展开式推理”——即考虑到所有可能性的推理。当人们看见题目中安妮的婚姻状况不明确时，就理解为信息不足，没有考虑所有的可能情况就作出了最简单的推断：C。

如果被明确告知需要考虑所有可能情况（比如备选答案中没有“不能确定”这样的选项），大多数人是能够进行完全展开式推理的。但是大部分人不会主动去“展开”，而且是否会主动“展开”与智力高低只有很微弱的联系。

关于“认知吝啬”，还有另外一个测试题，由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和他的同事肖恩·弗雷德里克（Shane Frederick）提出。

许多人大脑里首先浮出的答案是——0.1美元。但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是错的：如果球0.1美元，球棒就要1.1美元，这样总价就是1.2美元了。IQ不能保证人们不犯这种错误。卡纳曼和弗雷德里克发现，面对这样的问题时，即使是从麻省理工、普林斯顿或哈佛这样的学校挑选出来的高材生，也会跟我们一样是“认知吝啬者”。

认知吝啬者的另一个特点是“自我中心偏差”(my side bias)，即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进行推理的倾向。在最近一项研究中，我和同事、来自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的里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向一组受试者提出了如下问题：

接着我们换用另一种方式，向另一组受试者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更加符合美国交通部的实际数据——这次德国车换成了美国车：

我们发现，参与这项实验的所有美国受试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支持“德国车应该在美国禁止使用”：78.4%认为应禁止此车在美国销售，73.7%认为此车应在美国街道禁行。但是当第二组受试者被问及美国车（福特探索者）是否应该在德国禁用时，回答结果在统计数据上存在显著差异：只有51.4%的人认为应该禁售，39.2%的人认为应该在德国街道上禁行。尽管在两个问题中，两种汽车的安全记录是完全一样的，结果却显著不同。

这个研究表明，我们倾向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评价周围的事物。夹杂着“自我中心偏差”来权衡所获得的证据，并作出道德判断，这往往导致“理性障碍”，而“理性障碍”与测量得到的智力通常是相互独立的。“认知吝啬者”的其他被广泛研究过的倾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归因替代”（attribute substitution）和“联结错误”（conjunction error），它们与智力最多也只存在极其微弱的联系，而且很难被传统的智力测试测量到。

“智力构件”缺口

“理性障碍”的第二个原因来自内容。只有掌握特定的知识才能理性地思考和行动。美国哈佛大学认知科学家戴维·珀金斯（David Perkins）创造出新词“智力构件”（mindware）,指理性思考时需要从记忆中提取的规则、数据、程序、策略以及其他认知工具（关于概率、逻辑以及科学推理的知识）。这些知识的缺失就会造成“智力构件缺口”——这又是一个不能被典型的智力测试测得的领域。

智力构件的一个方面——概率思维，还是可以被测量的。请先回答下面问题再看答案。

最常见的答案是95%。错！人们往往忽略题目中的第一个假设，即1,000人中只有1个人会真正患有XYZ综合征。如果其他999个人（没有感染XYZ病毒）接受检测，5%的误诊率就意味着大概50个人会被告知患有XYZ综合征。这样，对于51个XYZ综合征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来说，只有1个人是真正的患者。由于实际发病率（千分之一）远小于误诊率（5%），大多数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实际上并没有患此病。此问题的答案就是1/51，就是说，XYZ综合征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真正患此病的概率大约是2%。

“智力构件”的另一个方面是科学思考的能力，也是标准智力测试漏掉的部分，但它同样也很容易被测量。

大部分人会回答“是”。他们主要着眼于接受治疗且病情有所好转的这部分患者（因为人数较多，有200人），并看到接受治疗的患者中，病情好转的人（200）远多于没有好转的人（75）。由于接受治疗后病情好转的概率看起来很高（200/275=0.727），所以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这个新疗法有效。然而这反映了科学思维中的一个错误：没有将控制组同时考虑进来，甚至许多医生都会忽略这一点。在控制组中，没有接受新疗法但病情好转的概率（50/65=0.769，即76.9%）甚至高过了接受治疗病情好转的概率（72.7%），这意味着此新疗法可以看作完全无效。

另一个“智力构件”问题与假设检验（hypothesis testing）有关。虽然它本身能够被可靠地测量，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已故的皮特·C·沃森（Peter C. Wason）就提出过测量方法，但它同样也很少在智力测试中有所体现。请在继续阅读前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四卡片选择任务。

多数人又会答错，而且很难弄明白其中的原因。大概一半的人回答应该翻开A和8：前者是看元音背面是否对应偶数，后者是看偶数背面是否对应元音；还有20%的人选择只翻开A，另外20%选择了其他不正确的各种组合。也就是说，90%的人都答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错在哪里。字母朝上的卡片比较好处理：大多数人都正确地选择了A。问题出现在数字卡片上：多数人都错误地选择了8。为什么选8是错的呢？再来看一下规则：若字母面为元音，则数字面是偶数。但规则里并没有说偶数背面一定为元音，或者辅音背面应该是什么数字（顺便说一下，由于规则中没有提及辅音，所以不用管K背面是什么）。所以即使8的背面是辅音也不能影响规则的正确性。相反，5这张卡片——大多数人没选的这张——却是关键。卡片5的背面有可能是元音。果真如此，规则就错了，因为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元音背后都是偶数。简言之，想要证明此规则非假，则必须翻开卡片5。

当要证明某事的正误时，人们往往关注于证实而非证伪。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选择翻开卡片8（在背后找出元音）和卡片A（在背后找到偶数）来证实这一规则。但是如果能从科学的角度考虑，就应该找一种方式来证伪这个规则——这种思维模式就会告诉人们卡片5的重要性（背面有可能是证明规则错误的元音）。寻找证伪的反面证据是科学思维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智力构件”的这个部分必须通过学习而逐渐掌握，直到习惯成自然。

 “理性障碍”与智力

智力的当代研究开创的标志是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1904年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斯皮尔曼发现，在一种认知任务上的表现往往与在其他认知任务上的表现有关。他用术语“正向复写”（positive manifold）指代这种相关性，意即所有认知技能之间都存在很大关联。这种看法自提出之日起便成为该领域内的主流。

然而不管是我们实验室还是其他实验室的研究都表明，理性思维与智力的不相关程度足以让人跌破眼镜。IQ高的人成为“认知吝啬者”的可能性并不比IQ低的人小。比如在“莱韦斯克问题”（杰克看着安妮，安妮看着乔治） 中，高IQ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去选择容易的解决方法。不管IQ怎样，除非被告知这里需要完全展开式推理，否则大家都懒得这样考虑问题。我和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的玛吉·托普拉克（Maggie Toplak）以及韦斯特已经证实，在没有明确提示的情况下，IQ高的人主动采用完全展开式推理的可能性只比别人高那么一点点。

“理性障碍”的第二个源头是“智力构件”缺口，我们认为它与智力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为智力构件的空缺通常源于教育的缺乏，而教育基本上能够在IQ分数中体现出来。但是与“理性障碍”相关的知识和思维方式通常到了生命后期才能获得。很有可能一个聪明的人直到学业结束也没学习过“智力构件”的工具，比如概率思维、科学推理，以及上文中提到的XYZ疾病问题和四卡片任务中所测量的其他策略。

就算理性思维与智力相关，这种相关性通常也只有中等程度而已。有效避免认知吝啬的能力与IQ的相关性在0.20～0.30之间（相关性系数范围是0～1.0）；充足的智力构件与IQ的相关性与此相似，大致为0.25～0.35。这些相关性说明，智力与理性可能会相当不一致。 因此对于上文提及的那些导致“理性障碍”的原因，智力没有免疫力。

给“智力”瘦身

认为IQ测试不能测量出人类所有重要能力的观点早已有之；针对智力测试的批评已经围绕这一点争论了数年。美国塔夫斯大学的罗伯特·J·斯滕伯格（Robert J. Sternberg）和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谈论过实践智力、创造性智力、人际智力（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身体－动觉智力 （kinesthetic） 等等。然而将“智力”一词附缀到这些心理、身体以及社会属性后面，恰恰为批评者提供了他们最想攻击的假设：如果把智力的概念如此扩展，它的“近亲”也将被扩展。那么智力测试问世100年之后，与“智力”一词最接近的概念就是“智力的IQ测试部分”，这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历史事实。这就是我给“智力”瘦身的策略不同于大多数其他IQ测试批评家的原因。如果认为“智力”这一概念容纳了所有的认知能力，那么必定会有所遗漏。

我提出“理性障碍”的目的，就是想把智力与理性区分开来，因为理性是IQ测试无法测量的一种特质。理解“理性障碍”的概念，并找出证实“理性障碍”并非罕见的经验证据（empirical evidence），有助于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概念空间（conceptual space）。在这个空间中，形成理性观点并采取理性行动的能力，至少与当前IQ测试测量的那些能力同等重要。相信你一定认识一些智商超高但看起来呆头呆脑的家伙。这些人的表现告诉我们，如果认为智力代表了所有的认知能力，那肯定会遗漏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创造出 “理性障碍”[dysrationalia，与诵读困难（dyslexia）相似]一词，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智商测试没有涉及的更广泛认知生活领域的关注。尽管大多数人都能认识到IQ测试并不能测量重要的智力，但人们表现出的行为就好像它可以。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有这样一个假设：智力和理性是一体的——否则为什么当聪明人做傻事时我们会惊讶不已？

理解“理性障碍”以及它产生的原因很有意义，毕竟今天困扰我们的问题更需要准确而理智地应对。在21世纪，浅层心理加工过程会使医生选择较为低效的医疗手段，使人们不能充分意识到环境中存在的危险，导致法律程序中信息误用，还会使父母拒绝给孩子注射疫苗。如果决策制定者具有“理性障碍”，几百万的美元就会被政府或私企花费在不必要的项目上，几十亿的美元会被浪费在伪劣药品上，患者则要被迫接受不必要的手术，代价高昂的金融误判也会出现。

IQ测试无法测量“理性障碍”。不过在我的新书《智力测试丢失了什么：理性思维心理学》（What Intelligence Tests Miss: The Psychology of Rational Thought）中，我详细介绍了测量以及改正“理性障碍”的几种方法。几十年来的认知心理学研究提出了两种导致“理性障碍”的原因：一种是处理问题，一种是内容问题。我们对这两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了解。

认知吝啬者

处理问题来自于我们“认知吝啬”的倾向。解决问题时，总有几个认知机制可供选择。有些机制运算功能强大，能帮我们更准确地解决很多问题。但它们速度慢，需要集中注意力，还会干扰其他认知任务。另外一些机制运算功能相对弱些，但速度快，无须高度集中注意力，也不会影响同步进行的其他认知任务。人类之所以称为“认知吝啬者”，是因为我们的基本认知倾向会默认选择计算量较少的认知机制，即使它们准确性不高。 

你是不是“认知吝啬者”呢？我们来做下面的测试。这些问题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赫克托·莱韦斯克（Hector Levesque）。请先独立完成问题，然后再参考答案。

超过80%的人都会选择C。但正确答案是A。按照逻辑思考，安妮是唯一一个婚姻状况不明确的人。她可能已婚，也可能未婚，你需要将这两种情况都考虑在内，才能判断是否有足够的信息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安妮已婚，答案是A：一个已婚人士（安妮）看着一个未婚人士（乔治）；如果安妮未婚，答案还是A：一个已婚人士（杰克）看着一个未婚人士（安妮）。这一思考过程称为“完全展开式推理”——即考虑到所有可能性的推理。当人们看见题目中安妮的婚姻状况不明确时，就理解为信息不足，没有考虑所有的可能情况就作出了最简单的推断：C。

如果被明确告知需要考虑所有可能情况（比如备选答案中没有“不能确定”这样的选项），大多数人是能够进行完全展开式推理的。但是大部分人不会主动去“展开”，而且是否会主动“展开”与智力高低只有很微弱的联系。

关于“认知吝啬”，还有另外一个测试题，由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和他的同事肖恩·弗雷德里克（Shane Frederick）提出。

许多人大脑里首先浮出的答案是——0.1美元。但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是错的：如果球0.1美元，球棒就要1.1美元，这样总价就是1.2美元了。IQ不能保证人们不犯这种错误。卡纳曼和弗雷德里克发现，面对这样的问题时，即使是从麻省理工、普林斯顿或哈佛这样的学校挑选出来的高材生，也会跟我们一样是“认知吝啬者”。

认知吝啬者的另一个特点是“自我中心偏差”(my side bias)，即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进行推理的倾向。在最近一项研究中，我和同事、来自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的里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向一组受试者提出了如下问题：

接着我们换用另一种方式，向另一组受试者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更加符合美国交通部的实际数据——这次德国车换成了美国车：

我们发现，参与这项实验的所有美国受试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支持“德国车应该在美国禁止使用”：78.4%认为应禁止此车在美国销售，73.7%认为此车应在美国街道禁行。但是当第二组受试者被问及美国车（福特探索者）是否应该在德国禁用时，回答结果在统计数据上存在显著差异：只有51.4%的人认为应该禁售，39.2%的人认为应该在德国街道上禁行。尽管在两个问题中，两种汽车的安全记录是完全一样的，结果却显著不同。

这个研究表明，我们倾向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评价周围的事物。夹杂着“自我中心偏差”来权衡所获得的证据，并作出道德判断，这往往导致“理性障碍”，而“理性障碍”与测量得到的智力通常是相互独立的。“认知吝啬者”的其他被广泛研究过的倾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归因替代”（attribute substitution）和“联结错误”（conjunction error），它们与智力最多也只存在极其微弱的联系，而且很难被传统的智力测试测量到。

“智力构件”缺口

“理性障碍”的第二个原因来自内容。只有掌握特定的知识才能理性地思考和行动。美国哈佛大学认知科学家戴维·珀金斯（David Perkins）创造出新词“智力构件”（mindware）,指理性思考时需要从记忆中提取的规则、数据、程序、策略以及其他认知工具（关于概率、逻辑以及科学推理的知识）。这些知识的缺失就会造成“智力构件缺口”——这又是一个不能被典型的智力测试测得的领域。

智力构件的一个方面——概率思维，还是可以被测量的。请先回答下面问题再看答案。

最常见的答案是95%。错！人们往往忽略题目中的第一个假设，即1,000人中只有1个人会真正患有XYZ综合征。如果其他999个人（没有感染XYZ病毒）接受检测，5%的误诊率就意味着大概50个人会被告知患有XYZ综合征。这样，对于51个XYZ综合征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来说，只有1个人是真正的患者。由于实际发病率（千分之一）远小于误诊率（5%），大多数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实际上并没有患此病。此问题的答案就是1/51，就是说，XYZ综合征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真正患此病的概率大约是2%。

“智力构件”的另一个方面是科学思考的能力，也是标准智力测试漏掉的部分，但它同样也很容易被测量。

大部分人会回答“是”。他们主要着眼于接受治疗且病情有所好转的这部分患者（因为人数较多，有200人），并看到接受治疗的患者中，病情好转的人（200）远多于没有好转的人（75）。由于接受治疗后病情好转的概率看起来很高（200/275=0.727），所以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这个新疗法有效。然而这反映了科学思维中的一个错误：没有将控制组同时考虑进来，甚至许多医生都会忽略这一点。在控制组中，没有接受新疗法但病情好转的概率（50/65=0.769，即76.9%）甚至高过了接受治疗病情好转的概率（72.7%），这意味着此新疗法可以看作完全无效。

另一个“智力构件”问题与假设检验（hypothesis testing）有关。虽然它本身能够被可靠地测量，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已故的皮特·C·沃森（Peter C. Wason）就提出过测量方法，但它同样也很少在智力测试中有所体现。请在继续阅读前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四卡片选择任务。

多数人又会答错，而且很难弄明白其中的原因。大概一半的人回答应该翻开A和8：前者是看元音背面是否对应偶数，后者是看偶数背面是否对应元音；还有20%的人选择只翻开A，另外20%选择了其他不正确的各种组合。也就是说，90%的人都答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错在哪里。字母朝上的卡片比较好处理：大多数人都正确地选择了A。问题出现在数字卡片上：多数人都错误地选择了8。为什么选8是错的呢？再来看一下规则：若字母面为元音，则数字面是偶数。但规则里并没有说偶数背面一定为元音，或者辅音背面应该是什么数字（顺便说一下，由于规则中没有提及辅音，所以不用管K背面是什么）。所以即使8的背面是辅音也不能影响规则的正确性。相反，5这张卡片——大多数人没选的这张——却是关键。卡片5的背面有可能是元音。果真如此，规则就错了，因为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元音背后都是偶数。简言之，想要证明此规则非假，则必须翻开卡片5。

当要证明某事的正误时，人们往往关注于证实而非证伪。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选择翻开卡片8（在背后找出元音）和卡片A（在背后找到偶数）来证实这一规则。但是如果能从科学的角度考虑，就应该找一种方式来证伪这个规则——这种思维模式就会告诉人们卡片5的重要性（背面有可能是证明规则错误的元音）。寻找证伪的反面证据是科学思维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智力构件”的这个部分必须通过学习而逐渐掌握，直到习惯成自然。

 “理性障碍”与智力

智力的当代研究开创的标志是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1904年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斯皮尔曼发现，在一种认知任务上的表现往往与在其他认知任务上的表现有关。他用术语“正向复写”（positive manifold）指代这种相关性，意即所有认知技能之间都存在很大关联。这种看法自提出之日起便成为该领域内的主流。

然而不管是我们实验室还是其他实验室的研究都表明，理性思维与智力的不相关程度足以让人跌破眼镜。IQ高的人成为“认知吝啬者”的可能性并不比IQ低的人小。比如在“莱韦斯克问题”（杰克看着安妮，安妮看着乔治） 中，高IQ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去选择容易的解决方法。不管IQ怎样，除非被告知这里需要完全展开式推理，否则大家都懒得这样考虑问题。我和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的玛吉·托普拉克（Maggie Toplak）以及韦斯特已经证实，在没有明确提示的情况下，IQ高的人主动采用完全展开式推理的可能性只比别人高那么一点点。

“理性障碍”的第二个源头是“智力构件”缺口，我们认为它与智力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为智力构件的空缺通常源于教育的缺乏，而教育基本上能够在IQ分数中体现出来。但是与“理性障碍”相关的知识和思维方式通常到了生命后期才能获得。很有可能一个聪明的人直到学业结束也没学习过“智力构件”的工具，比如概率思维、科学推理，以及上文中提到的XYZ疾病问题和四卡片任务中所测量的其他策略。

就算理性思维与智力相关，这种相关性通常也只有中等程度而已。有效避免认知吝啬的能力与IQ的相关性在0.20～0.30之间（相关性系数范围是0～1.0）；充足的智力构件与IQ的相关性与此相似，大致为0.25～0.35。这些相关性说明，智力与理性可能会相当不一致。 因此对于上文提及的那些导致“理性障碍”的原因，智力没有免疫力。

给“智力”瘦身

认为IQ测试不能测量出人类所有重要能力的观点早已有之；针对智力测试的批评已经围绕这一点争论了数年。美国塔夫斯大学的罗伯特·J·斯滕伯格（Robert J. Sternberg）和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谈论过实践智力、创造性智力、人际智力（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身体－动觉智力 （kinesthetic） 等等。然而将“智力”一词附缀到这些心理、身体以及社会属性后面，恰恰为批评者提供了他们最想攻击的假设：如果把智力的概念如此扩展，它的“近亲”也将被扩展。那么智力测试问世100年之后，与“智力”一词最接近的概念就是“智力的IQ测试部分”，这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历史事实。这就是我给“智力”瘦身的策略不同于大多数其他IQ测试批评家的原因。如果认为“智力”这一概念容纳了所有的认知能力，那么必定会有所遗漏。

我提出“理性障碍”的目的，就是想把智力与理性区分开来，因为理性是IQ测试无法测量的一种特质。理解“理性障碍”的概念，并找出证实“理性障碍”并非罕见的经验证据（empirical evidence），有助于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概念空间（conceptual space）。在这个空间中，形成理性观点并采取理性行动的能力，至少与当前IQ测试测量的那些能力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