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杰斐逊的驼鹿

撰文  李·杜盖金（Lee Dugatkin）

翻译  李昂

人们对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了解最多的，就是他参与起草了美国《独立宣言》。但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科学家，这一双重身份驱使他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揭穿一个流行于欧洲的自负妄想——美洲是一个物种退化之地。照欧洲人的说法，美洲的动植物和人群不但脆弱，而且发育不足，退化情形显而易见。

为了证明新旧大陆在生物学上是完全平等的，杰斐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对家乡的荣誉感——和其他开国元勋们一样，他坚信，为了保证新建立的国家能够繁荣昌盛，他们必须赢得这场论战。1826年杰斐逊去世，纽约州参议员塞缪尔·莱瑟姆·米奇尔 （Samuel Latham Mitchill）在致悼词时也提到了这场论战，说这不啻第二次宣布美国独立，重要性可见一斑。杰斐逊认为，赢得这场论战所需的一项确凿证据，是一头美洲驼鹿的标本。

布丰：北美物种退化

在当时欧洲人的观念中，美洲是劣等的，这与18世纪最有影响的博物学家有着莫大的关系。乔治·路易·勒克莱尔（Georges-Louis Leclerc）——也就是声名煊赫的布丰伯爵（Count Buffon）——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学者。他的煌煌巨著——36卷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他的目标是为“每一种事物作出严谨的描述，记录其真实的历史”。《自然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了巴黎各沙龙的谈资，并被翻译成了英文、德文和荷兰文。

在《自然史》 的第9卷和第14卷中，布丰指出美洲的大多数动物——包括人，都比不上旧大陆。这一论断至今仍时有回响。菲利普·罗歇（Philippe Roger）在他2005年出版的《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The American Enemy: The History of French Anti-Americanism）中声称，法国人的态度“来源于以布丰为中心的哲学圈子”。

布丰的解释是：某种程度上，更为寒冷和潮湿的环境导致了这种退化状况。不过这里面也有例外——布丰自己也承认，美洲的青蛙（据说重达37磅，约合16.8千克）和昆虫更大些。但这些例外反而更加强化了退化的论断：有什么东西能比一个大青蛙或大蚊子更令人生厌呢？

布丰提出了4条相关主张：不管是南半球还是北半球，新大陆的动物都更弱小；只生长在新大陆的动物比不上那些只生长在旧大陆的类似物种；新大陆的物种数量较少；新大陆甚至造成了家畜的退化。

 《自然史》告诉读者，在新大陆蓄养的绵羊“通常更羸弱，肉也没有欧洲的绵羊那么肥美多汁”。读者们会从中得悉，新大陆的物种数量只有欧洲的一半，并且大多种系芜杂，不够纯正。布丰甚至说美洲大部分的鸟类都不会叫，这个谬误来自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69年发表的一首描写美国佐治亚州荒野的诗——《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诗中写道：“浓密的树林里，鸟儿忘了啼鸣。”

打发完动物之后，布丰又把目标转向了美洲土著。他说美洲印第安人“缺乏活力，不动脑子”，甚至宣称他们是“一种差劲的自动机器，既无法完善也不懂服从（自然的）意志”。因此美洲土著民族应该对新大陆其他物种的差劲表现负责。他解释说，因为这些土著没能驯服自然，没有创造出一个有利环境，来培养更健康的动物物种。

布丰从未离开过欧洲,他的资料来源是自然史方面的出版物和来访者的叙述。这些商旅人士和传教士们通常都会记下他们遇到的动物，特别是以前没见过的物种。布丰伯爵会比对这些旅行家的记录，从中提炼出一种一般性描述。这种做法有着明显的缺陷，布丰自己也承认，其中混杂了大量的不实之词。例如，有个叫彼得·卡尔姆（Peter Kalm）的人，被瑞典科学院派去研究美洲的自然史。他言之凿凿地声称曾看到一只熊是这样猎杀牛的：先咬破牛皮，然后从咬破的地方往牛身体里吹气，直到牛膨胀爆炸而死。与这种瞎编乱造比起来，不那么极端的言论就更容易被人接受，而在《自然史》一书中，布丰就使用了很多不那么极端的、道听途说的信息，作为物种退化的表面证据。

布丰的影响

布丰的“衣钵传人”，比如普鲁士神父科尔内留斯·德波夫（Cornelius de Pauw）和法国神父纪尧姆-托马斯·雷纳尔（Guillaume-Thomas Raynal），把新大陆的退化看作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他们觉得，布丰唯一的缺陷就是走得不够远。他们认为，所有的美洲人都是如此，包括欧洲移民和移民的后代。德波夫弃事实于不顾，声称美洲所有的狗都是“一声不响的哑巴”。作为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普鲁士王国的第三位国王）的知己，他的这种宣传很可能带有私人动机，因为皇帝不希望普鲁士人跑到新大陆去寻找机会。

与德波夫相比，雷纳尔更受人尊敬，性格也更为复杂。他在8卷本的著作《欧洲人东西印殖民贸易哲学及政治史》（A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ettlements and Trade of the Europeans in 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中写道：“美洲没有诞生过一首好诗、一位聪明的数学家，或者任何一门艺术、科学领域的天才，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惊讶”。虽然雷纳尔后来从善如流，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但那也是18世纪60年代末，他跟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等几位法国和美国学者吃过一顿饭之后的事了。

富兰克林自然是一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1752年他在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发表的有关雷电实验的论文堪称经典之作。他当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检验新大陆“退化”效应的方法。杰斐逊在一封信里记述了他从富兰克林那里听到的这个故事。“（雷纳尔）十分热衷于他的美洲动物和人种退化理论，”杰斐逊写道。富兰克林看到美国人和法国人正好坐在桌子两边，便说：“两边的人都站起来吧，看到底是哪边的人退化了。”美国人块头比较大，而雷纳尔神父本人，用杰斐逊的话说“不过是只虾米罢了”。（当时在场的另一个美国人说，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轻松地把一两个法国人扔出窗外。）

虽然雷纳尔的《欧洲人东西印殖民贸易哲学及政治史》第1版颇具诽谤色彩，但到第3版时，他已经宣布放弃了那些观点。遗憾的是，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欧洲人的脑海中了。

杰斐逊的反击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对布丰再熟悉不过了。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常常把美国佬当成是暴发户、反逆分子，是君主制的威胁，但要是说美洲的所有生命形式，包括土著居民和欧洲移民全都是退化的，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杰斐逊——美国开国元勋中最亲法的一个，担负起了反击布丰及其支持者的重任。实际上，这位激情饱满的博物学家对这一事业非常痴迷，他曾给女儿马莎（Martha）写信说：“就算是一丛小草也会引起我的兴趣。”

杰斐逊运用大量事实对布丰展开了攻击。他在当州长时写的《弗吉尼亚州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把篇幅最长的一章用来条分缕析地拆解退化理论。他列表对比了动物体型的大小，反驳了布丰伯爵的观点。他驳斥说，布丰伯爵的观点从概念上而言就不牢靠，他从旅行家那儿获得的数据也不够准确。

杰斐逊问道，有什么证据能表明新旧大陆的环境是这般不同呢？“仿佛两边不是照耀在同一个太阳下；仿佛化学成分相同的土壤哺育动物的能力就是差了一截；仿佛这片土地和阳光孕育出的果实谷物……不能让机体充分伸展，或是令软骨、薄膜和纤维提前硬化，限制了进一步的发育，使动物停止生长”。 杰斐逊写道，事实是“不管是俾格米人还是巴塔哥尼亚人，不管是小老鼠还是猛犸象，吸收的都是同样的养分,体型却差别甚大”。

杰斐逊不是开国元勋中唯一一个披挂上阵的人。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就把德波夫的观点称作“可鄙之梦”。除了那次饭桌上的论证之外，富兰克林还驳斥了有关湿度的论点。湿度一度被认为是造成退化的原因。作为一位认真负责收集数据的环球旅行家，富兰克林在1780年指出，欧洲的湿度实际上比各殖民地更高。

由于害怕退化理论可能会遏制贸易关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为美国辩护说：《文集》第11篇中唯一的一个脚注，就是反驳了德波夫关于哑狗的荒谬论断。

继杰斐逊之后担任美国总统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甚至还当起了研究助理。在1786年6月给杰斐逊的一封信的末尾，麦迪逊讨论了鼬鼠，并配上了测量数据：美洲鼬鼠与欧洲鼬鼠是一样大的。麦迪逊给他导师的信中说，这些发现“明显与（布丰的）论断——生长在两个大陆的同种动物，新大陆的无一例外比旧大陆的要弱小——相矛盾。”在讨论诸如制宪会议和这个新生国家财政需求的过程中，两个人都明确认为，与布丰作斗争对这个国家意义重大。

驼鹿带来的答案

杰斐逊相信，《弗吉尼亚州笔记》中对退化论条分缕析的拆解，顶多也就是让民众拒绝那些毫无根据的观念。而他的最终目的是要说服布丰本人公开放弃自己的理论。因此，杰斐逊在动身去法国担任公使之前，决定给布丰看一个足够震撼的美洲动物，好让法国的名人改变看法。于是，驼鹿出场了。

杰斐逊给他的朋友们发出了一份调查问卷，包括16个有关驼鹿的习性、体型和生活史等问题，想通过这种办法寻找一头大块头的驼鹿。他明确表示，如果猎人们能够帮他弄来一具巨大的驼鹿骨骼，他将深表感谢。独立战争将领、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给了他热情的回复，并在杰斐逊离开美国时接手了这件事。

到达法国之后，杰斐逊争取到了一个机会与布丰会面。二人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内容自然包括退化理论。杰斐逊公使对布丰伯爵讲，欧洲的“驯鹿能从我们的驼鹿肚子下面走过去”。会见结束后，杰斐逊认为，只要布丰伯爵能看到一只体型巨大的驼鹿，自然就会“放弃这个理论”。

最后，在1786年与1787年之交的冬季，杰斐逊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沙利文设法从一个名为科尔伯恩（Colburn）的船长手里取得了一只驼鹿的遗骸，这具标本高7英尺 （约合2.13米），是船长在佛蒙特州猎杀的。一队人马用了14天才把这只驼鹿送到沙利文家。后来，沙利文又雇了一位船长，让他下次出海的时候把它带上。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可是船启航时那只驼鹿却被鬼使神差地落在了码头上。沙利文把这个坏消息告诉给了杰斐逊。忧心如焚的杰斐逊以为，他用大驼鹿做证据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了。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那个盒子、骨骼和所有的东西都丢了，自然史中的这一章仍将保持空白”。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沙利文又找到了这头驼鹿，并另外雇了一艘船。1787年10月1日前后，这具标本到达了巴黎。

杰斐逊大喜过望，要亲自带着这只驼鹿上门去见布丰。但遗憾的是伯爵病倒了，不见来客，他只好把驼鹿交给了布丰伯爵的助手。布丰肯定看到了这只鹿，因为杰斐逊曾这样写到：这只大动物“说服了布丰先生。他许诺在下一卷里改正这些错误”。然而6个月后，布丰去世了，他的退化论没有任何修正得以发表。《自然史》这部影响深远的巨著，就这样一直为新大陆的退化理论做着背书。

退化论的消亡和遗产

有关美洲物种退化的观念，在经过至少60年的变化和演进之后终告消亡，仅仅留下了一个反美的外壳，并因而形成了两个派系。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全盘接受了退化论。济慈把美洲描绘成唯一的一处“伟大正确的自然似乎犯了一次错误”的地方。康德则弃纯粹理性于不顾，在提到德波夫时写道：“即便他的材料有九成持之无据或言之有误，他在思考上的努力也是值得称道和效仿的，引人深思，不可一阅而过”。

另一派是杰斐逊的队伍，其中包括拜伦勋爵（Lord Byron）、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和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等作家，还有地理学家杰迪戴亚·莫尔斯[Jedidiah Morse，电报发明者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的父亲]。拜伦把美洲称为“一方圣土”。欧文在他的成名作《见闻札记》（The Sketchbook of Geoffrey Crayon）中把布丰的理论好好嘲弄了一番，并写道他“要去拜访这片神奇的土地（欧洲）……看看我是从什么样的巨大种族退化而来的”。梭罗以他的《漫步》（Walking）为平台来“反驳布丰对世界上这块土地及其物产的记述”。莫尔斯则在地理学教科书开卷的前10页驳斥了退化论，这本书是在美国成长的第一代少年儿童在学校里必读的课本。

这些美国作家，为了反击美洲相对劣等这一观念，运用反叙事的手法，把美洲描述成一片美丽富饶的地区，幅员广阔，人民勤劳。直到今天，美洲的特性，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对美洲现代自我形象的反应，从某种程度上说，都可以追溯到杰斐逊与其同僚和追随者对美洲物种退化论发起的这场反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