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为“入侵物种”平反

采访  布仁丹·博聂尔（Brendan Borrell）

翻译  谭万忠

今年，植物生态学家马克·A·戴维斯（Mark A. Davis）不会参加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附近地区的“沙棘植物歼灭战”，他不会加入铲除普通沙棘和光滑沙棘的“勇猛十字军”行列。这两种沙棘是19世纪从欧洲引进的观赏植物。作为外来物种，它们已经占领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森林、草原和湿地，正因为如此，具有生态意识的年轻自愿者们才迫不及待地要使用除草剂灭除土壤中的沙棘幼苗，斩断它们粗壮的茎秆，并拔除它们残留的老根。他们希望还原明尼苏达州原来的生境状态。

戴维斯也曾赞同这种铲除“入侵者”的逻辑，他甚至提倡在他任教的麦卡莱斯特学院的校园里只能种植明尼苏达当地的植物。事情在1994年发生了变化，那时他读了记者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随笔。波伦认为：“将生态时钟拨回到1942年，是徒劳、没用和毫无意义的”，这让戴维斯非常愤怒。

冷静下来之后，戴维斯开始思索这个问题。渐渐地，他有了自己的想法，对外来物种的威胁所持的立场也变得更微妙了。按照新观点，他给无害的外来物种起了个名字，缩写为LTL，意思是我们应该“学会与之共存”（Learn to Live）的物种——这惹恼了他的一些同行。戴维斯在《入侵生物学》（Invasion Biology，牛津大学出处社2009年版）一书中主张，这一领域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而非感情用事。最近在接受 《科学美国人》杂志采访时，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下面是经过整理的采访记录：

《科学美国人》：在关于引入物种会有何种影响的争论中，你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名怀疑论者。你认为，什么情况会让某些物种成为麻烦呢？

戴维斯：人类说一个物种是麻烦，那它就是麻烦了。生物仅仅是生物。它们不存在伦理道德，只是活着而已。是好是坏，全凭人类评判。我的问题是，某些物种并不威胁人类健康，也不导致经济损失，人们却声称它们有不良的生态效应。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停下来问问自己：“这些外来物种到底是有害，还是仅仅是一种变化？”某些本地物种的数量减少，是真的“有害”，还是只是“变化”？如果将这些变化说成是有害，那是对社会不负责任。一旦我们判定某些物种为入侵物种或有害物种，社会就有责任减轻或缓解这种危害，这就需要消耗稀少的资源。我不赞成用社会资源去支持那些只不过是个人喜好的项目。

《科学美国人》：批评你的人会说，褐树蛇被引入关岛后，消灭了10种鸟类，这不只是“变化”，而是不可逆转的破坏。

戴维斯：我绝对赞成这一说法。毫无疑问，在海岛或淡水湖之类的“孤岛”型生境中，引入物种肯定能造成很多物种灭绝。这些造成当地物种灭绝的引进物种，往往是肉食动物或病原菌。在这些孤立的小环境中，它们的猎物或宿主没有任何可以避难的场所或条件，因此，引入的捕食者确实能够消灭猎物。在这类生活环境中，引进的物种无疑是当地物种生存的主要威胁，我当然支持利用社会资源来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

《科学美国人》：你认为某些外来物种的影响被夸大了吗？

戴维斯：很少有外来物种会引起褐树蛇这样的危害。我们一直在研究麦卡莱斯特农场的药用蒜芥——已有相当多证据显示这种植物已经扩散到了橡树林。去年夏天，我们抽样调查了许多地点的物种数量，其中一些地点已经出现了药用蒜芥，另外一些则没有。现在，你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药用蒜芥是驱逐本地物种的邪恶敌人。但我们发现，一个地点药用蒜芥的数量与其他物种的数量没有任何关系。

科学不能被意识形态所驱使，而必须用好的实验数据来证明。我一点都不反对价值观念，但是科学工作者表达价值观念时，必须确定自己表达的价值观念来自依据实际数据得出的结论。我们已经看到了气候变化领域发生的一切。在科学界，最糟糕的事情是为那些科学怀疑论者提供更多的“燃料”，去助长他们“科学家不可信”的论点。

《科学美国人》：这些人是否只是出于小心谨慎才这样做的呢？

戴维斯：预防原则是始终都在遵循的，它本质上就是说：“好吧，因为我们不知道，由于我们科学家无知，我们就必须这么做。”事实上，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随着气候的改变，某些物种正在迁徙到新的地区，这必将形成不同环境条件、气候条件与生物物种的新组合。我们无法预测任何一个物种的行为。本地物种和非本地物种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过去无害的本地物种将来也很可能演变成为有害物种。因此，对未来危害的担忧适用于所有物种，并非只适用于外来物种。

《科学美国人》：你是说本地物种也可能对环境有害吗？

戴维斯：当然是这样的。目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美的山松甲虫，它们是美国西部针叶林的一种本地昆虫。也许是由于气候变暖，山松甲虫种群数量近年来爆发成灾，造成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部分地区半数木材林树被毁损，这是毋庸置疑的重大经济损失。

《科学美国人》：但是，在没有自然天敌的情况下，外来物种要比本地物种更有优势。科学家不是有关于外来物种进入到新领地后种群量大爆发的记载吗？

戴维斯：19世纪美国植物学家阿萨·格雷（Asa Gray）说过，在适宜的条件下，任何植物种类都可能成为杂草。一个物种能否繁荣兴盛，取决于该物种的特性与其所在环境特性的组合。

现在，已经有数十篇论文试图确定是否真有某些可预见的特性，能够区分入侵性和非入侵性的物种。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研究都没能获得多大的成功。

近期一个关于入侵植物的最重要发现是，入侵植物在一个地区定植时间越长，它和土壤环境之间的负反馈就越大。换句话说，土壤中的病原菌数量能够影响某种植物繁殖，导致该入侵植物的种群数量下降。重要的是，人们应该记住，一个物种初来乍到时变得繁盛，并非意味着它以后还将保持繁盛。实际上，如果你相信生物进化，这一点恰恰是你应该能够预料到的。当然，如果一个物种确实在导致重大的经济损失或健康危害，我们就不能坐等自然抑制过程发生使该物种数量降低，而是需要进行人为干预了。

《科学美国人》：在你工作的地方，天然草原生境也是生物燃料的主要产地。在寻求最佳的生物燃料作物时，你会偏向于选择本地植物而不选择外来植物吗？

戴维斯：不，从某些方面讲，我没有任何偏向，因为就算是现在大家关注的柳枝稷等当地植物，也已经出现了不少令人担忧之处。要从生物燃料中获得足够的能量，种植这些植物所必需要占用的土地面积非常大，可能需要在它们现有的生长区之外种植。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发现一种本地植物并且产量可以满足需要，我当然要首选这种植物。我关注的焦点和要坚持的观点是，一种植物来自于哪儿是次要的，重要的在于它是否真的有害。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史学家会把对本地物种还是外来物种的这种关注，看作是20世纪特有的一个现象。

《科学美国人》：这种对外来物种的恐惧源自何处？是不是从某个时刻开始，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外来物种正在改变物种的分布？

戴维斯：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我可以肯定，人类在南太平洋的岛屿和岛屿之间扩散迁移时，他们就知道自己会随身携带一些动植物，其中一些会在新环境中定居下来并本土化。古希腊时期的植物学家就已经知道，旅游者有时会从其他地方带回植物种植。亚历山大·冯·洪堡德 （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1850年就指出，来自美国的巨型仙人掌已经遍布欧洲、中东和北非。

《科学美国人》：那么，人们是由何时开始，不再只是记录这些变迁，转而考虑阻止物种扩散，并试图铲除它们的呢？

戴维斯：在美国，我们对外来的东西——不只是物种，还有美国以外其他事物的态度，过去几百年来一直在发生变化。在这个国家还年轻时，人们的兴趣就是向全世界展示：我们并没有闭关锁国，我们是全球性的。实际上，我们热衷于从世界其他国家引进东西，不管它是音乐、戏剧、美术，还是动物或者植物。当时引进的一些物种，比如害虫和杂草，后来导致了危害，主要是对美国农业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些影响渐渐地改变了美国联邦政府观念，导致人们竭尽全力地控制物种引入，控制已有的引进物种。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奇迹化学农药”（如DDT）的出现，人们的重点从尝试管理物种变为了直接用DDT消灭这些物种。我们都清楚那样做的后果怎样。

《科学美国人》：现在人们对外来物种的看法已经开始转变了吗？

戴维斯：我认为如此。在明尼苏达大学自然资源系的入侵物种网页上，有一段话强调大多数外来物种不是威胁。所以，这样的观点和信息现在正渐渐变得越来越细致入微。

特别是今天，我们更需要英明而有策略地使用我们的社会财政资源。在世界各地迁移的物种数量只会越来越多。我们必须将资源用于控制真正会导致严重危害的物种。而对其他物种，我们需要学会与之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