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手机太多也有罪？

不妨就把这个案子叫做美国的“司法公正与现代社会之战”吧。

撰文 史蒂夫·米尔斯基（Steve Mirsky） 翻译 红猪

就在这篇专栏付印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审理了“美国政府对伍瑞（还有伍瑞先生的手机）案”。这起案件的核心是，在一个人已经被捕的情况下，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是否能保护他的手机免受未经批准的搜查。

我不知道这个案子会如何判决，但是我敢断言，美国最高法院一定会以微弱的得票优势通过，授权警方查看你手机里的内容，或许还有你胃和小肠里的“内容”。与此同时，博客写手帕克·希金斯（Parker Higgins）在网站Techdirt上，列出了发生在法官和伍瑞的律师之间的一段辩论，就很能说明问题，两人辩论的主题是“普通美国人对于手机的使用”。　

首席法官约翰·罗伯斯（John Roberts）对伍瑞带着两部手机一事很感兴趣：“警方告诉我们，毒贩一般会用两部手机安排交易和转账事宜，而这个家伙被捕时，也带着两部手机。他为什么会有两部手机呢？”伍瑞的律师朱迪思·米兹纳（Judith Mizner）则尽可能耐心地解释说：“许多人都是有几部手机的。”

兴味盎然的罗伯斯要求米兹纳证明一下，“是吗？你是怎么得出许多人都携带几部手机这个结论的？”米兹纳的反应，仿佛是被人问到她是怎么知道许多美国人是开车上班的。“只凭我的观察，”她答道。这时候，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法官插进来说：“你观察到的人和我观察到的并不相同。”

也许是法官的袍子没有口袋，限制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手机数量。但是正如希金斯在博客中所写的那样，当天在最高法院里，“很可能有半数以上的律师都带了两部手机出庭。”我的兄弟就是个律师，也获准进入过最高法院，他当时不得不去买了一条工装裤，以便有足够的口袋装下他所有的手机。

说句实话（希望不要一说出来就沦为嫌犯），我就有两部手机。我在两三年前买了一部三星Galaxy，去年《科学美国人》又给每个编辑发了一部iPhone。现在我用Galaxy行使智能手机的日常功能，比如写写邮件、看看网页、发发短信之类，iPhone则用来买药——当然是在沃尔格林药房出售的治病药，因为这家连锁药房有一个很好的iPhone应用，只要扫一扫药品包装上的条码，一个小时之后就能服用了。

所以，要么是斯卡利亚法官交往的圈子里人人都只有一部手机，或是没有手机，要么就是没有人在他面前把口袋里的东西倒出来让他查看过。也有可能是他的观察不够仔细。还可能是这三种情况兼而有之。斯卡利亚还把一部手机比作一包香烟，说警察应该可以把它径直打开并查看内容。这个类比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成立：警察查看的是手机里的微处理器或加速度计，而不是里面储存的银行账户、个人信件、写到一半的剧本、美国宪法app，以及数量巨大的自拍照片。

我认识几个律师，他们喜欢自豪地宣称，是他们的前辈创造了乔治·华盛顿在1789年宣誓捍卫的那部美国宪法。但他们也该知道，1789年的医生还在使用放血疗法，而且可能就是这种疗法在10年后加速了华盛顿的死亡。从那以后，内科医生和他们生物医学领域的同仁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测出了人类基因组的序列。现在的医生只在少数情况下才使用放血疗法了，比如当放血能对血色沉着病（hemochromatosis）产生疗效的时候。然而在美国最高法院里，与那些完全进入21世纪的法官相比，思想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法官，在人数上可能还占微弱优势。